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路径——基于新冠疫情的研究

滕国鹏 林雪婷

（1.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2.中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22）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国内疫情总体可控。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多主体以及海量信息的出现，易造成新闻失真和舆论混淆，在重叠信息与网络化舆论的裹挟下会对青年的政治成熟和社会心态产生消极影响。可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舆情监测等舆论引导能力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挑战。因此，要重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特点和舆论变化的趋势，尤其关注这种变化对青年人政治社会化的多重影响，以媒体信息的良性互动推动青年政治社会化积极健康发展。

以非典时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始，我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掌握更多有关病毒和疫情信息成为应对不安全的基本需要，而新媒体发挥极大导向和跟进作用。针对民众既需要权威的声音，也需要更多元的信息输入，新媒体为民众传递更多与疫情相关的消息源和发声机会。一是，拓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途径。在新媒体各种应用中，民众可以浏览各种需要了解的信息，也可作为信息发布主体，以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加工和转载信息。可见，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广大网民成为一个新的信息节点，这极大扩展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传播场域和延长途径。二是，圈层化结构引导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的舆论走向。由于初期对病毒的认识不足，导致在新媒体上出现信息闭塞和多样化网络表达，大量未经证实的网络谣言夹杂其中，网络舆论整体上出现混沌并发生分化，导致民众的舆论走向分歧，此时新媒体通过独特的圈层结构所建构的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引导民众舆论的风向标。网民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在互联网上建构而成的网络圈层成为网民新的生存样态，个体所加入的网络圈层，在稳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层面的作用凸显出来。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民众在恐慌情绪和海量信息的裹挟下产生失控感，更多从新媒体所形成的圈层中关注、询问、传播各种消息，以寻找社会支持资源和心理安全感，应对自身的焦虑与不安。三是，新媒体所催生的“舆论点”能有效提升公民参与度与政府应对效能。新媒体建构起了疫情发生和发展阶段民众和政府官方机构双向沟通渠道。应对来源不明的未知病毒风险传播，个体对自身健康和利益的关注会使得网络空间充满张力，而此时随疫情变化应对行动中任何细微差错都可能因为民众对疫情的高度紧张和焦虑而成为舆论点被引爆与放大，并在新媒体空间呈现立体式、交互式扩散。各种有关疫情言论的舆论点被整合与集聚在新媒体场域。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新媒体上滋生的风险点，政府可以利用官方新媒体平台及时传递权威、真实的疫情防控信息和科学防疫知识，以此帮助民众树立信心，民众也可以紧跟疫情动态变化的过程并在新媒体应用上发布节点信息和实时评论，其整体舆论的聚合也通过新媒体平台快速传递给管理部门，以明确公众关注的焦点与舆论走向，并及时准确全面地予以回复和应对，精准提升政府应对效能。

自伊斯顿最早提出政治社会化概念以来，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体接受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文化、内化政治规范、外化政治行为、形成合格政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却不可避免受到新媒体技术泛化作用的辐射，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过程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发展的助推效应

新媒体的使用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助推效应体现在政治视野的开阔、革新政治参与方式和提升政治学习的有效性。一是，以丰富的信息资源开拓青年的政治视野。从实践运行来看，新媒体俨然嵌入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时代下的政治信息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投射，这可能导致同质性的信息反复输入青年的头脑中，其接收政治信息的单一与不对称会妨碍其政治视野的开阔，而新媒体及其各种应用改变了政治信息输入单一的局面。新媒体的自主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匿名化给青年提供接触多元信息的机会，如疫情防控中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效应发挥了最大优势，青年全面了解、分析、比较抗击疫情中的各种信息，形成新的政治判断。此外，新媒体所提供的国内外各种信息的对比加强了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对照，丰富了青年政治认知的国际视角。二是，新媒体技术和平台革新重塑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方式。新媒体应用优化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场域，使得物理空间的政治参与延展到新媒体平台上。同时，以对话式沟通机制实现青年与政府双向互动沟通，青年借助新媒体平台与“官方媒介进行网络‘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2］11-17，而“政府对网络问政报以宽容态度，并通过开通政务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等积极回应众多网民对政治话题与政治事件的关注”［2］，这不仅有效迎合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更体现了青年参政议政的自主性得到相应的重视。可见，新媒体打破了青年对传统政治参与的认知，形成了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激发了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效能。三是，主流新媒体多样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精准提升了青年政治学习的有效性。慕课、微课堂、学习强国等移动APP用幽默的表达，多样的学习形式吸引青年参与其中，尤其是疫情期间各种党团小组活动的圈层化令青年在线政治学习获得良好效果，在以二次元为标志的B站中，特有弹幕文化互动交流产生沉浸式的学习效果等。

（二）新冠疫情下新媒体影响青年政治社会化发展的现实表征

1.基于议程设置框架要求，以疫情发展阶段性节点动态强化青年的政治态度

议程设置要发挥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抛出的议题被民众看见与重视。新冠肺炎突发性、流动性和危害性的特点，使得其事发之初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引发青年关切。疫情初发阶段，由于真实与虚假疫情信息交织出现在青年的新媒体应用及圈层平台，青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恐慌与焦虑。针对此种状况，主流官媒对核心议题的强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效能，为青年参与科学防疫埋下伏笔。例如，人民日报客户端迅速抓住民众的舆论点，发布最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图解《最新！预防“新型冠状肺炎”，看这张图就够了》，以图文方式科普疫情知识，连续发布识别、防护肺炎的误区与真相和对各种违法现象的警示，其目的在于有效应对各种流言，帮助青年稳定情绪并树立正确认知，为下一阶段的防疫攻坚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疫情发展阶段，议程设置主要针对在全国动员、科学防治、共同防疫上下功夫。国内各地区感染人数和患者持续增加，党和政府采取科学合理的救治措施，广大科研人员科研攻关有序开展的信息在新媒体上广泛转载与扩散，令青年看到疫情防控的希望和战胜疫情的信心，引导青年群体的政治理性，使“他们从最初对‘隔离观察’‘居家防控’等不理解、有怨言，到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并成为宣传解释、协助加强的全民防控的活跃力量”［3］。疫情后期，议程设置在于团结一心，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精神。青年群体在新媒体上点赞、转载、评论正能量抗疫视频等相关报道为疫情胜利呐喊、助威，成为活跃在新媒体场域抗疫一线的重要传导力量，可以看出青年经历了从最初的心态焦虑到理性支持国家政策，甚至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志愿防控一线，再到疫情阶段性胜利所带来的制度认同展示了从懵懂走向成熟的政治态度完善过程。

2.新媒体平台展示集合的抗疫资源，淬炼青年护佑国家的身份认同与责任担当

“从传统来看，青年人并非政治参与的积极群体”［4］，但新媒体却给青年政治和社会参与提供了多维渠道，其政治与社会参与的兴趣与效能都得到极大提升。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媒体成为动员和组织青年最广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性力量。一方面，新媒体线上动员功能引发青年最广泛、最深层次的助力防疫行动。例如，青年开创wuhan开源社区，以数字化方式让各供需方进行分布式自助对接；
AN2小组科普及辟谣志愿小组；
创作微信公众号“微邻里”提供防疫知识，等等。这种自发的线上聚集抗疫，使得青年参与社会服务的内容与深度比以往有了广泛的进步。另一方面，青年线上战疫的意志力与行动力传递到线下同辈群体中形成构筑防疫实践的合力。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对当代青年自我意识突出、个性张扬、关注个人利益，“被批评无责任感、无使命担当”［5］的言论屡见媒体。此次疫情防控，他们以行动抹去“垮掉一代”的标签，改变了大众对其认识上的误区。疫情冲击下，线上青年呈现出更多理性与行动并存，不仅通过新媒体有力回击一些不实的谣言，传递青年群体坚定战疫的必胜信心；
同时，线上青年的抗疫实践在新媒体平台被同辈群体迅速围观与热议。以武汉的快递小哥主动送医护出行为例，其抗疫行动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即刻发酵为动员力量。线下青年群体在各地的防疫工作中积极做志愿服务人员，各个岗位都充满青春的身影与朝气。这些青年群体中不乏“90后”“00后”医务人员、基层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他们瞒着父母家人，请缨出征，视死如归［6］，演绎着现实版的家国使命与责任担当。通过此次疫情的经历和历练，当代青年也更加明晰其肩负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重大使命与责任。

3.病毒污名化反转与新媒体场域的价值观博弈坚定青年政治信仰

长期以来，很多西方政客与媒体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对青年施加影响，对中国制度和发展成就进行污名化是西方的典型做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又给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污名化提供了新口实，“总有人时不时将新冠病毒贴上贬损性、侮辱性的地域、国别标签，对新冠病毒进行种族污名化、地域污名化”［7］，如“美国政府在本国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推卸责任对我国进行污名化，屡次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8］。这些言论，以不同形式在新媒体场域传播与发酵，其实质还是西方价值观念输出和占据新媒体场域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以影响青年人的政治信仰。就此，一方面对于病毒起源，我们谴责“个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
同时，中国积极与世卫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如分享数据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经验，科学进行病毒溯源，显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国内疫情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举国一盘棋共同抗疫，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国内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经济稳步复苏，这与很多西方国家染病和死亡人数持续增长的疫情数据、经济持续下滑甚至彻底躺平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西方少数人对中国污名化不但彻底失败，国内和国际抗疫的全方位差距也以鲜活的事例通过新媒体平台以各种形式在新媒体圈层结构中传播、评论，从而教育了广大青年。中国的抗疫实践让青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初心，也更加清晰了解主流价值观的内涵。两种价值观博弈澄清了广大青年对中国发展道路与制度选择中的疑惑与摇摆，使其更为认同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更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坚定了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仰。

（一）发挥大数据技术监测、追踪反馈优势，形成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新场域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媒体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在传递疫情信息、集成抗疫行动合力、彰显制度优势、体现政党执政能力、建构青年身份认同与责任担当等方面，优化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和程序。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技术监测、追踪与反馈优势，不断优化新媒体条件下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新场域。

一是，发挥大数据的监测机制优势。大数据“基于数据挖掘、数据集成、数据整合、关联分析和用户画像”［9］等技术觉察青年个体行为背后的思想变化趋势，为分析青年思想动机提供数据支撑。基于此，通过青年在新媒体应用中的政治学习、政治参与、政治实践和政治信息的传播，大数据有针对性地整合新媒体应用浏览痕迹以建构可视化的数据模型，从整体上洞悉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兴趣点，以推送个体兴趣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题、帖子等，助力青年政治人格的塑造。二是，完善大数据的追踪机制。青年政治社会化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大数据的追踪功能有助于掌握青年个体的政治倾向，以适时调整推送内容和工作重点，在疫情期间，大数据追踪青年志愿参与防疫的行动，以推送同辈群体抗疫视频和案例带动其参与线上线下的防疫实践。而针对政治污名化的谣言、恶搞漫画和论坛帖子等，大数据的追踪技术可以将匿名化的操作主体转换成实名制的跟踪定位，落实主体的法律责任。三是，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反馈机制。这种机制可将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成效进行评估，基于评估结果知晓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内容和载体是否贴合当代青年的政治学习需求，以便于通过数字模型观测来优化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步骤。

（二）净化新媒体平台的政治舆论空间，打造有影响力的主流舆论平台

青年的舆论选择与加工受到网络空间的兴趣、利益和情绪的感染，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舆论的裹挟形成羊群效应，难以客观公正地看待政治事件发展的始终、发表理智的言论。随着新媒体应用的普及，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移动平台在青年中迅速流行，已然成为青年群体的聚集地。此类平台一方面为网络舆论发展和发酵提供场域，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势利导地发挥其对青年的正向影响。因此，主流媒体要抢占平台高地，不仅要传递和弘扬社会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政治舆论的导向以净化网络舆论场所，还要在以微博、微信、抖音和B站为代表的高影响力舆论平台中打造出精品应用与栏目。例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以入驻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为载体，不仅在致力于建设有影响力的主流舆论公众号和空间来传播与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政治舆论，还充当把关人角色，提高平台的准入机制以完善信息的精准配送，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主流舆论平台，引导青年的政治舆论朝向正确方位。

（三）加强青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巩固其政治立场与行为的理性选择

“媒介素养又称媒体素养，是公众对媒体信息选择、理解、评价及利用的能力。”［10］媒介素养的高低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进程有重要影响。青年正处于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期和可塑期，新媒体中庞杂的信息，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所带来的生活变化和叠加的国外污名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青年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行动力。媒介素养的提升有助于青年区分各种媒体信息背后的价值意蕴，增强解读能力和敏感度，因此，加强青年媒介素养教育是当前青年政治社会化自我完善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统筹发挥学校和社会的协助力量，两者相互配合，通过课程、讲座、社会实践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青年学习新媒体平台中的信息甄别与解读的技巧和方法，以建构青年的批判思维和评估能力，用于辩证分析和厘清驳杂信息，引导青年合理合法合规地使用新媒体。另一方面，青年要有意识从接触方式和接触内容两个方面培养自己理性的媒介使用能力。在接触方式上，要甄别不同媒体的功能，在各种事件中要关注官方媒体的权威信息发布，对各种功能分类的其他媒体使用保持理性，尤其是一些非官方媒体（微博大V和公众号）的信息接触和引导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审视；
在接触内容上，既要增强对各种信息辨别与扬弃的素质，能够对传播内容进行有理性的评价和价值内涵的全面把握，也要增强自身的加工和吸收各种信息有益成分的能力，并将其中积极的成分转化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切实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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