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吐鲁番盆地坎儿井人文景观类地名考释

张 琼 刘 博 黄佛君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是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形式，地名是典型的非物质语言景观。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1]，作为特殊的文化景观，表征着特定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2]。坎儿井作为新疆内陆干旱区的独有景观，其所占据空间的地名是区域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外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或 Geo-Information system，GIS)广泛应用于地名的研究，从时空角度对地名景观进行解释成为主流，主要对族群聚居地、殖民地等区域的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研究[3-5]。国内学者对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地理学与空间研究两方面，利用GIS技术对地名文化景观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孙舔轲[6]采用核密度估计等方法研究汾河流域古村落不同类型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异，从宗族传统、移民政策等角度分析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机制。符海月[7]运用分类统计及GIS空间分析法，从园林、经济、建筑等角度分析了文化景观类行政村名空间分布与文化内涵的关系。孙美丽[8]从经济、交通、建筑等方面对济南村落人文景观类地名进行空间分布及成因分析。刘力源[9]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法从历史文化、宗族移民文化等角度揭示了重庆市忠县地名文化景观的人文特征。

综上，关于人文地名的研究，学者多从空间形态、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历史名人信仰、政治军事类活动、商业贸易、历史文化、建筑遗迹、移民政策，宗族传统是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的主要机制。既往对地名的研究成果众多，而对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第三次坎儿井调查所建立的数据库，运用分类统计与ArcGIS制图，探讨吐鲁番盆地坎儿井人文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

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有1/2的地方低于海平面100米以下，除白杨河、阿拉沟外有12条季节性河流，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为7.78×108立方米，现有坎儿井1237条。清朝统一新疆后设吐鲁番直隶厅，由于境内地表水资源匮乏，清代盆地内农业种植灌溉以坎儿井水为主。据记载800余条坎儿井为清代开凿，形成了以坎儿井利用地下水为主的生产生活景观，在人工绿洲上形成了“一村一坎”或“多坎一村”的村落格局。

吐鲁番矢量数据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DEM数据(分辨率为30m)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坎儿井地名数据来源于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结合GoogleEarth影像提取714条，其中标识出地名景观含义的有539条，经查阅资料和田野走访调查，共识别出681条有确切地名景观含义，通过2022年3月、7月实地调查进行校正，精确率在95%以上。

ArcGIS是地理学进行空间分析的重要制图软件。本文对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分类统计，将坎儿井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地理坐标导入ArcGIS中，获得坎儿井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图，从而利用空间可视化方式对其进行分析。

(一)坎儿井地名类型构成

坎儿井地名类型可分为两大类(见表1)，反映人文景观类地名涉及8小类共527处，占坎儿井总量的77.38%，其中姓氏、人名、外号、人物特征4类占比49.05%；
与归属有关的有45处，占比6.61%；
与职务、官衔、职业有关的共有46处；
反映多元文化的有69处；
反映建筑的有24处。坎儿井反映自然景观类地名占总量的22.62%，主要涉及地形、方位、土质、动物、植物、水文六小类，共有154处。

表1 坎儿井地名类型

(二)坎儿井人文地名分布及特征

坎儿井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其分布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以人名命名的坎儿井在各地均有体现；
归属类命名集中分布在高昌区；
职业类命名主要分布在火焰山以南地区；
建筑类地名集中在达朗坎乡、迪坎乡、胜金乡和恰特喀勒乡，各类地名分布见图1。

图1 人文景观类地名分布

坎儿井反映的人物类地名中，人名数量最多，占比最大，各地均有体现。人名地名包括维吾尔族、回族、汉族人名，说明坎儿井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创造的。涉及人物特征、外号的地名，主要是根据人的体型外貌特征和当地人所起的称号，说明坎儿井的地名深受建造者的影响。反映多元文化的地名分布广泛，反映新旧的命名，体现着坎儿井修建的先后顺序。体现祥瑞祈福的坎儿井地名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对自然的敬畏，将其融入坎儿井地名中，希望井水长流，这是居住在吐鲁番盆地各族儿女的共同心愿。

坎儿井反映的归属类地名主要集中在高昌区，其他地区鲜有分布。高昌区自古以来就是吐鲁番境内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和政府所在地，因修建坎儿井耗资巨大，由多个主体集体投资开挖，故坎儿井的命名反映其归属，如瓦合甫坎儿井是指寺院的坎儿井。

反映职业的地名集中分布在火焰山南部地区及胜金乡、托克逊。其中，职务多为具有崇高身份的学者担任，从侧面反映当地信仰氛围浓郁，职业多以适应周围环境而从事相关工作，如巴合恰、养殖牛羊的人等，表明当地坎儿井的修建多为具有一定资本的居民个人修建用以造福当地百姓。

坎儿井反映的建筑类地名主要集中在达朗坎乡、迪坎乡、胜金乡和恰特喀勒乡。恰特喀勒乡主要以烽火台为主；
胜金乡多以作坊为主；
达朗坎乡多以土墙为主；
迪坎乡多以马厩、烽火台为主；
在亚尔乡，有一处以驿站为标志。除此之外有以陵墓为主的、周围修建一般性建筑，可见在这些建筑的周围聚有密集的人口，受人们活动影响，坎儿井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如糖房坎儿井。

由上可知，坎儿井人文地名景观类别繁多，体现了坎儿井这一景观是以自然为基础，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而成的，是人类应对自然挑战的产物。

(一)地理环境是坎儿井地名形成的基础

吐鲁番地区具有典型的山盆结构，以艾丁湖为盆地中心，由外而内分为三个环状，即高山带、戈壁砾石带和平原绿洲带。坎儿井的形成与周围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坎儿井地名的形成与分布埋下了伏笔。如在戈壁砾石带，坎儿井大都以砂砾种类命名。因其独特的地貌单元，坎儿井地形类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火焰山南北部和库姆塔格山西部，多体现低凹、土丘等微地貌。

吐鲁番地区高中低的地形结构决定了坎儿井的走向，坎儿井的走向决定了其泉水带的最终分布，泉水带的最终分布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因此一部分坎儿井以方位命名，一部分以归属命名，两者在坎儿井的命名中主要用语为墩、西连、大家、合民等。故坎儿井以环境、土质、地形、方位的命名，体现了吐鲁番的原生环境，形成了地名与当地地理环境基本一致的原生态性。

(二)政府政策与投资对坎儿井地名起主导作用

1.政府政策是基础

吐鲁番是南北疆的交通枢纽，是政治中心伊犁的必经之地，作为清朝重要的军事据点，也是清军重要的粮食补给站，政府为了加强吐鲁番地区的防御力量，防止准噶尔进攻掠夺，派兵进驻吐鲁番，并进行屯田，初期实行兵屯、回屯，后来增加了民屯、商屯、犯屯[10]，形成了以军屯为主，其他屯田形式为补充的屯垦模式。屯田则需引水，引水则需建坎儿井，有清一代，大规模的屯田必然掀起坎儿井建设的高峰。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称：“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此，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11]后乾隆帝又称：“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地，地多膏沃，屯政日丰，原议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实为一举两得。”[12]

光绪三年，王谓兴、马文公等诉称：“情因小的高祖，嘉庆年间再(在)雅尔湖下户，开荒接生，打挖卡尔井，共卡井十八道，内有回民卡井二道，汉民卡尔井一十六道。”[13]

清代新疆地广人稀，发展潜力巨大，内地人去边疆屯田，促进了边疆的发展。如上文提及王谓兴他们的祖先在嘉庆年间迁移到吐鲁番雅尔湖一带并开挖坎儿井18道。

由此，一部分坎儿井地名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如烽火台、驿站等坎儿井，有一系列冠有汉族人姓氏的坎儿井地名，这与当时“移民实边”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屯田的发展刺激了水利设施建设，开挖坎儿井成本巨大，内地雄厚的资金雄厚为坎儿井建设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其发展。可见坎儿井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印证了新疆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新疆的历史是中华大一统历史的组成部分。

2.投资主体是关键

清代吐鲁番地区有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即与军事目的和统治需要紧密相连的屯田经济、札萨克旗制下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和自耕农经济[14]。不同的经济形态形成了不同的投资主体，前期以官方投资为主，后期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将官方投资的坎儿井让利于地方，形成了以私人投资命名为主，官方投资和其他投资命名为辅的格局。通过坎儿井地名含义分析其投资情况，筛取地名中可判别投资主体的数据，共373条，见表2。从表中可知，私人投资数量最多，占比81.5%，官方投资较少，占比9.1%。

表2 坎儿井投资主体

从表2中，可以看到私人投资占据主体，官方投资较少。关于私人投资占据主体，于蕴章描述道：“吐属民人之于坎井，往往劳费万余金而不顾惜者，亦成功之后之报偿，足以满其欲望而有余，一井告成，百年食利，子孙世继享受无穷，即有时转售于人，则相当之代价，又远过乎劳费之资本。”[15]由此可知，坎儿井的修建成本虽高，但其带来的效益也是巨大的，得到民众的青睐，加大了坎儿井开发力度。

清代奠定了坎儿井的基本格局，出现了官方投资建设坎儿井的高潮，而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对于判别其是否为官方投资辨识度较低，但已有学者从官坎的归属权角度解释其去向，以道光年间伊拉里克为例，“遵查此坎井，成(承)平年系官坎井，商民当铺家经理，每年照章纳课，已今坎井坍塌三十余年”[16]，出现了官修民营的现象。

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坎儿井的修建是私人投资占据主体，人名地名最多，可判别其类型的有216处，占比40.11%，说明坎儿井地名受人的影响最大，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见表3。

表3 人名地名类型

从表3可知，人名地名类型中，坎儿井开挖者数量最多，共有80处，占比37.04%；
有20.37%是坎儿井的继承人，由先祖或父辈开挖后，由子孙继承；
一些是以出资人或所有者的名字命名，他们拥有坎儿井的所有权，共有23处，占比10.64%；
一些是坎儿井买卖及经营的人，他们的名字也被作为坎儿井地名的一种方式，占比13.43%；
其他的地名主要以不同民族的人名进行。如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一份租卖契约如下[17]：

立写出卖卡尔地文字人沙害、以沙尔兄弟二人。因为不便，今将自己耕种卡地情愿出卖到于张万全名下耕种。仝(同)中言明，地价银六百两整，其银当日交清，并不短欠分文。沙害、以沙尔兄弟二人，同中言明，张姓耕种一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897)秋后为满。同中言明，淘捞坎尔不与业主相干，一面张姓承当，所有明渠、捞扒(涝坝)以内树木不准客主便(变)卖、砍伐，以作□□，内所有□□院落两处，大门一合，二门一合，天□一道，里外房屋七间，门房俱全。所有上粮随地□□，不与业主相干，地主所有差事、陈粮，一面地主承当，不与张姓相干。恐(空)口无凭，立约为证。

同中见人：□买体(提)、哈生木、柯乡老、日应木□、牌祖尔、张万盛、沙五体(提)、海体(提)□沙五尔、义阿拿头体(提)。

代笔人：王先生。

立写卖卡地主：沙害、以沙尔兄弟二人。

清真①四年七月初二日(察合台文内容与之相同，从略)[1]册7196。

上述关于坎儿井买卖的契约，反映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对坎儿井的买卖交易，体现对产业转移的认定。可见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受人的影响很大，也反映出从出资开挖到经营、交易再到继承，坎儿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本文对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分类统计，利用ArcGIS获得坎儿井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图，对其空间分布与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坎儿井地名类型具有多样性，命名主要以地形、土壤等自然要素，以及人名、姓氏、职业、建筑等命名，其赋名以人名命名居首位。

(2)政府政策是基础，投资主体是关键，坎儿井地名体现了自然原生形象和政策投资对坎儿井地名文化景观的所产生的内生力量。

(3)清代坎儿井为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其受到当时移民政策的影响，反映出坎儿井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的。以职业命名集中在火焰山南部地区，其职务、官衔多与信仰有关，此外还有一般的社会职务。集体归属命名的坎儿井主要集中在高昌区，反映了坎儿井所有权、使用权等归属问题。以建筑命名，主要分布在达朗坎乡、迪坎乡、胜金乡和亚尔乡等地，涉及军事建筑和一般性建筑，如驿站、烽火台、作坊等是军事活动与经济活动在坎儿井命名的反映。

坎儿井文化景观不仅承载着历史印记，而且体现当地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作用，对区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起着重要作用，应当依法进行保护。

注 释：

①此处“清真”系指“光绪”；
“□”此类为文中之缺字,“沙”为根据原文或残缺补全之字；
“(同)”此类为同音假借字之本字,下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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