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摘  要：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托。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实现，既有自发的生成机制，亦有自觉的生成机制。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社会分化呈现出普遍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来加强社会整合。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以政治团结的方式提升社会团结；
以社会善治的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前者在统一战线中得到充分地证成，后者散布于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提供新的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筹调和多样社会力量的根本保证，政府职能统合是应对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关键要素，民间社会的动员与共同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化与集成化的发展方向，将开创社会团结与整合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

关键词：社会工作部；
大团结；
大治理；
大统战；
社会团结；
政治团结；
社会治理；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21；
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57-1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領导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该论断深刻地指出在当前和今后国家与社会发展中应着力维护高度团结局面，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团结为动力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瞬息万变与永不止歇的革新潮流之下，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旦有所不慎，社会分化与社会解离将犹如一把利刃，顷刻之间阻断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甚而使国家和社会堕入停滞乃至倒退的渊谷。远至20世纪70、80年代诸多拉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教训，近至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种族、宗教、贫富极化等社会分化与撕裂问题而导致严重的国家治理困境，都令人深思与警觉。如何在社会元素纷繁芜杂且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始终能生发社会凝聚力、维系社会共同体、抱持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议题。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赢得人心的重要方法。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在本质上需要党和国家引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揭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峥嵘岁月的革命年代，统一战线凝聚起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力量，以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伴随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繁荣兴盛，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断涌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成为党建引领、统战团结需要实现工作覆盖的新范围。“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社会团结的实现和保障，既需要政治团结的持续推进，亦需要党和国家对社会的良善治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架构大统战与大团结格局，需要进一步建构新的支撑框架。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中出现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要求在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强烈的领域，在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的领域，在两新社会组织及新就业群体蓬勃兴起、社会分化日趋显著的领域，需要持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通过系统性、整体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升，重点解决影响和阻碍社会团结的突出问题，着力覆盖社会团结的真空或匮乏领域。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与团结新兴社会力量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不仅实现了“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投入更多生产性活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使民营企业主形成并巩固了与执政党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彼此具有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有研究认为，“党建在社会组织中的治理嵌入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中对党建的‘借道整合”，不仅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治理绩效，而且加强了社会组织的向心力［3］。还有研究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社会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联结，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4］。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使社会治理的目的和目标、结果和效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团结，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作出了相应政策和制度安排。该方案指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5］。此次党中央专门成立一个职能部门统筹领导社会治理，契合社会治理体系化与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其治理方式和效能有利于形塑社会团结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鉴于此，本文重点从社会学的大治理观对组建社会工作部开展理论探析。

二、现代社会转型中结构分化加速

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自工业革命发端。经济领域中生产方式天翻地覆的疾速变革，猛烈冲击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传统乡土社会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变迁的速度相应迟缓。“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6］在平缓的社会变迁中，乡土社会以天然的血缘与地缘联结形成家庭、家族、村落等基本的社会共同体。这些人类基本的共同体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拥有相似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由家庭形成家族，家族形成村落，村落形成乡村和集镇，进而构筑成整个国家与社会。此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环节社会”［7］136，即社会由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环节构成，每个环节的功能大体是自给自足的，环节之间并不相互依赖与互嵌，此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呼应着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社会密度的扩张势必引发快速的技术革新与社会分工，进而推进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密度的扩张，通常意味着人口密度增加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密度增长。尤其是伴随城市的大规模出现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口在一定区域聚集、区域内传播与交流的信息激增，进而使社会密度迅速增加。社会密度的增大、社会成员在特定区域内的聚合与集中，使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人们不再需要完全的自给自足，而可以依靠自身专业化生产创造的价值，换取他人生产的专业化产品。自此，自给自足的“环节社会”逐渐趋于解体，社会不再呈现为一个个同质性强的环节构件，而是出现异质性强的个体，以及形成社会分化与多元化的结构。

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开启新的进程，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的40余年，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8］。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不断推进着社会领域的接续转型与变迁。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变迁的速度加快。

其一，利益结构分化。以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而言，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惠及全体人民。2015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 966元，到2022年快速上升到36 883元，增长了67.9%［9］。然而另一方面，以收入结构而言，不同居民群体的收入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22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来看，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 601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 30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 598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 397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0 116元［10］。高收入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组的10.48倍，两者之间的差距较为显著。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在客观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观意识日益增强。

其二，组织结构分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乡社会的组织单元形式相对固定且同质，在农村实施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单元的人民公社制，在城市施行以國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组织单元的“单位制”。社会成员通过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公社组织或单位组织，继而实现社会整合与团结。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化转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城市中原有的主导组织形式“单位制”逐渐式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旗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快速步入信息时代，知识与技术在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关键的作用，通过创新提升的劳动生产效率、经济与社会活力远超过之前所有世代。与此情形相对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等“两新组织”方兴未艾，且新型组织中的新就业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

表2和表3的数据显示出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其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组织迅速增多，诸多不同的所有制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所有制形式，由份额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控股。其二，非公有制形式的企业和组织发展速度加快，非公有制企业和组织的数量占全部法人组织总数的份额由2015年95.7%，上升至2021年的98.2%。其三，在混合所有制组织、非公有制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个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社会成员数量快速上升。表3数据显示，2019年仅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社会成员数量已超过4亿人。伴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组织形式与就业形式仍然在持续涌现，社会成员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组织形式中就业及自我雇佣的就业日益广泛。

其三，认同结构分化。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自身与他人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处境、观念、价值等而产生的亲近之感，进而影响社会成员更倾向于采取合作性的态度与支持性的行为。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一，久居在一起的社会成员联结成自然的社会共同体，并以集体意识约束和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高度同构的社会认同。家庭、家族、村落、社会乃至国家的认同结构来自同质性构建的集体意识。“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7］42，“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那么从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7］90。在此种高同质性的“环节社会”中，强大的集体意识塑造着社会成员认同的统一性。

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加速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增加了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密度。现代社会集约型的生产方式与契约型的交易方式，使社会成员不再固守于某一个特定的劳动、居住和生活之地，而是在不同的地域、职业、生活场景中快速流动。社会流动还增加了社会成员的交往密度，社会成员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天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内部，而是扩展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其他社会成员。信息时代的到来更使社会成员能够触及的信息数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各式各样的信息、观念、价值在信息网络平台中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议论［13］。概言之，社会流动与社会交往的迅速扩张，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异质性，以集体意识为纽带的认同结构面临新挑战。

三、现代社会分化的不同类型及挑战

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自反性”特质的社会。“自反性”内含的一个首要维度即“自我对抗”［14］。现代社会发展中蕴含着不断自我变革、自我革新，进而削弱既存的现代性而持续向新的现代性转变的要素。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5］正是在“自反性”特质的推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分化力量始终未曾停歇，而是持续地自我变化与自我更新，进而使全世界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卷入波澜壮阔的社会分化与革新浪潮之中。

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社会分化的加速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但其自身并未具有绝对的价值意义与内涵。如若对此社会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则需要以分析社会分化的不同类型为前提。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顺应历史时代沿革的要求、符合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社会分化，无疑通常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是人类文明持续提升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与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期待相异，不合理、反常的社会分化则可能给社会成员造成困扰和疑虑。在严重的情形下，社会成员间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与不合作的行为，可能引致社会分离与撕裂的巨大冲击。

（一）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

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一项庞大而繁复的工程。此过程中社会结构的精细分化，有助于社会系统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社会之所以能被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来感知与对待，是因为它拥有自身的边界，在边界之外则是社会系统所处的环境。对于任何系统而言，需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与维持，因而在社会系统中，由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而呈现出的特定结构，通常对应着适应环境复杂变化的功能。环境常具有动态的复杂性。“所谓复杂性，就是把它理解成可能性的总体性”，“系统的环境始终是过度复杂，无法加以概括和无法加以控制的”［16］。在社会系统中，社会结构的建构与设置需要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功能，能满足“减少与某相关行动系统有关的环境复杂性的需求”［17］。社会结构的精细分化，意味着社会系统在动态地、弹性地适应环境变迁，“不断的分化允许系统与其环境发展更有弹性的关系，结果就是增加系统的适应程度”［16］302。

社会结构的专门化，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变迁的类型中，社会发展是一种正向的社会变迁，即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变革过程。这意味着“人类从原始的文化匮乏、愚昧、不安全状态，慢慢地、逐步地、不断地进展到更高水平的文明，这种进展只是偶然受挫，它会继续从现在走向未来”［18］。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初民的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一直伴随着社会结构持续地专门化的历史过程。“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9］到了近现代社会，基于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分工体系日益深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专门化，使社会持续地进步与发展。

（二）反常的、不合理的社會分化

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通常有如下几种表征和类型：

其一，失范的社会分化。在现代化疾速的变迁与转型期，若社会分化的速度过于迅疾，原有社会规范不再能承担指引与约束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功能而逐渐衰落。同时，若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和建立、尚未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此时社会成员的行为很可能会失去规范的控制，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将面临危机。“这些规范不仅规定个人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而且个人的需求和愿望本身，也部分地是由这些规范决定的。如果这种起控制作用的规范性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个人的行为也将同样失常并陷入混乱——个人将因其活动失去意义而沦于空虚境地。失范正是规范对于个人行为的控制被打破之后的无序状态。这种状态推至其极，就是‘纯粹个人主义的状态。”［20］失范的社会分化会引致社会成员极度地追求利益，社会呈现出冷漠疏离的原子化形态。

其二，不公正的社会分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通常是基于职业的分化。在职业分化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呈现出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的区别和差距。职业作为社会分化的主要依据，通常被认为是合适和可接受的，原因在于职业分化是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产要素的专门化与专业化，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的效率与效能以及社会生活的福利与福祉。公正的社会分化中始终蕴含着新的社会团结力量，社会成员接受公正的社会分化，并在此种社会分化中形成相互依赖、互相嵌合的有机团结。但是，如若社会分化建立在不平等与强制性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上的状况受制于先天的出身或强制性的权力等因素，此种社会分化则是不公正的，不公正的社会分化将引致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对抗。

其三，异化的社会分化。“异化”是马克思在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常社会分化现象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本义是将人工具化而非人性化的社会分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分化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个阶级，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工具化和异化。“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21］工人在职业分化中持续地被劳动异化，工具化的劳动成为压迫人、支配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受分工制约的不同的个人的共同生活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生活本身不是自愿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2］在异化的社会分化中，社会成员感受到社会加之其身的压迫性与支配性，而倾向于与社会分离。

综言之，若社会分化超过常态的、合理的限度时，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解组。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会趋向分散与解体的过程，即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在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的作用之下，相互之间逐渐失去社会关系与联结。“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对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23］当社会结构的分化，意味着离心、分散与联结匮乏时，社会成员普遍经历着“一种脱离道德基础，不再有任何准则而仅有互不相关的冲动，不再有延续感、民族感和责任感的人的精神状态”；
“一种个体的社会团结感（其精神力量的主体）被打破或被致命削弱的精神状态”［24］。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需要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具有关联性，并通过关系联结成整体。但是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则会破坏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凝聚机制，使社会结构中要素间的联结断裂，进而使社会系统的持续存在面临严重危机。

四、统一战线：团结新兴的社会力量

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生成机制有自发团结与自觉团结的区别。“‘自发和‘自觉是表征人类生存、活动状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标识着人类的解放、个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就人类特有的价值实践活动而言，其标志着对自身活動是否遵循历史必然性的把握程度，包括自身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遵循程度。”［25］具体而言，若要判断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是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需要考察社会成员在实践社会行为时是否具有主体意识、能否理解其行为蕴含的社会意义、是否掌握了约束其行为的客观规律、是否有计划和目的地实施行为，是否能预见行为的结果和后果等。

其一，自发的社会团结与整合。这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社会团体之间，以相同的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为纽带，基于共同的生活利益、情感、观念、价值等而自发联结与整合成一个整体。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中古老和原初的团结形式。在工业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提升，加速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但在新的社会分化与流动中亦孕育着新的有机社会团结与整合的萌芽。“在第二种团结里（意指有机团结的情况下），个人之所以依赖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7］89“第二种情况指的是，当我们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时，社会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7］89-90在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的情形下，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彼此依赖、相互依存的深层需要，是形成新的有机团结的潜在基础与前提。

然而，有机团结的潜在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定能成就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现实。在工业社会转型中，先发展国家中出现的由劳资矛盾和冲突引致的工业和商业破产、阶级对抗导致的社会撕裂、异化的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失调等，不仅不能增进社会团结与整合，反而会引发社会分裂与解体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在复杂且多样态的社会分化情形下，单纯依靠自发的相互依赖机制，而未能深刻理解、掌握和遵循客观历史与发展规律时，自发的社会行为只能是盲目地为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支配和驱使，即“主体可能觉察到自身生存状况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还不知道其所以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26］。此种自发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在面对复杂现实时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

其二，自觉的社会团结与整合。这是指价值主体主动意识和理解到社会团结与整合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在掌握社会团结与整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计划、有目标的行动，以特定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目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意味着价值主体主动发现了蕴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不再听任历史必然性的控制和役使，而是在客观规律的指引下，有觉知、有意图地展开社会实践，实现社会行为的过程与目的、人类实践与客观规律的和谐统一。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人类社会自我发现、自我解放、创造历史与未来的历程。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社会密度持续扩张，社会团结与整合无法完全依靠自发形成，需要自觉的团结机制。

统一战线是我国在现代化转型中自觉建构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与社会团结机制，是党和国家在掌握政治与社会团结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自觉制定且持续发展的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自觉的政治与社会团结机制的统一战线，既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亦是服务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机制。“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以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为重要原则，具有多层次的安全功能”［27］，因而要“坚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8］。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继续扩大，促进构建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机制和理念，听取意见和建议，发现、联系和培养其中的代表人士，开展相应的政治安排与政治吸纳，不断团结新兴社会力量。

当前，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断出现。表2和表3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混合所有制单位、非公有制单位达到2 800余万家，在混合所有制单位、非公有制单位中就业的社会成员超过4亿人。截至2021年底，我国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90.2万个，比上年增长0.9%；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 100万人，比上年增长3.6%［10］。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数量达11.39万家，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86家，全国行业协会商会共拥有企业会员总数超过746万家，总资产约3 500亿元，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28］。在蓬勃发展的新兴社会力量中，增长尤为迅速的是新就业群体。目前，它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络平台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就业的劳动者群体。他们的人数规模较为庞大，职业稳定性相对弱、流动性强，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签订的劳动雇佣形式灵活多样。

统一战线在面对两新组织、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下，展开诸多推进团结与整合的工作。各个地方的组织、统战部门积极探索团结新兴社会力量的具体措施和可行路径。一是加强地区内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并推动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组织形成联动机制。二是组织推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成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参与社区治理、公益行动和志愿服务等，使他们成为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新兴力量。三是支持两新组织健康发展，培育两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人士，使其成为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和桥梁纽带。

五、组建社会工作部：以社会善治增进社会团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同时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态势来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依然存在深层次矛盾，党的建设仍然面临顽固性、多发性问题，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增多［8］。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发展期，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在此现实情形下，单纯依靠社会自发生成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形式，不仅需要长久时间的磨合与积累，而且在分化与加速变革之中，会显得脆弱和力不能及。因此，我国需要从顶层设计高度进一步巩固自觉的社会团结与整合机制。与此同时，当前统一战线在发挥政治与社会团结功能时，主要是通过政治吸纳、协商民主等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工作对象亦限于党外人士尤其是其中的党外代表人士，这使得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形式和工作面受到一定制约。从大团结角度看，中央部署成立社会工作部，旨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拓宽自觉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形式、路径和方式。

（一）党领导治理保障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归属于党中央的职能部门，按照机构职责相对独立地行使特定的管理职能，并组织、实施、协调本系统和领域的工作。“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社会治理领域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社会治理的體系化与协调化。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在社会领域中的治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全球社会步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与激烈变革期，面对日益庞大复杂、分支繁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需要寻求新的方法管理与服务社会，“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它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9］。

社会治理理念蕴含“多样化”的视野，存在着多种主体、多种方法、多种路径等，其核心是通过多主体的合作与互动实现治理的目标。实施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多主体共同尽责地合作与协同，但是涉及社会群体与公共生活及其间利益的集体行动时，却常常面临种种陷阱与危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30］。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体现出由党中央统一集中领导社会治理的理念。党统一领导社会治理，有利于协调社会治理中的多种主体，推动构建大的社会团结与整合格局。

（二）政府主导治理促成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划定中，统合了若干原属有关党的机构、政府部门的职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划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归口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划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中央社会工作部与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设计有所差异：后者通过政治团结推动社会团结，前者通过具体的统合政府部门职能实施社会治理、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抓手。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承担着社会治理领域的主导职责。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社会治理领域相应地由简单治理向复杂治理转型。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及对自身利益、权益维护的主体意识增强，不同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形凸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1］利益的表达与诉求、权益的冲突与矛盾，是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尤其集中体现在人民信访工作、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等工作中。之前，这些政府工作职责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之中，易于受到单一行政部门职能与职责有限性的影响，难于统筹处置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而使社会治理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凸显，这不利于社会团结与整合。中央社会工作部统合了多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有利于系统、综合地应对社会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分化，解决社会治理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良好的社会治理为着力点促成社会团结。

（三）社会协同治理共建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重点在社会领域。伴随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领域出现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一是新经济组织方兴未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潮水般涌现。二是新社会组织生机蓬勃，在政府与市场之外非政府与非营利型组织兴起，涵括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各类群众团体等民间性组织。三是新就业群体规模日益扩大，在信息网络时代，以平台经济等为显著表征的新产业形态日新月异，围绕新的产业形态如网络物流、网络运送、网络约车等出现许多新就业群体。面对诸多新兴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以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
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以引领新兴社会力量健康有序地发展，增强两新组织及新就业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社会治理的理想格局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在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变迁与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持续增强。此种情形之下，“不存在对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实现完全或总体控制的情况”，“要想对社会的多种目标在一个宽广的空间和实践范围内进行调控”［32］是不易实现的。因此，需要有效且有序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并在共同治理中达成社会团结与整合。按照这次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承担推动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一是以党建引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两新组织、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
二是指导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三是统筹全国志愿服务工作，倡导志愿精神，引导民间资金、民间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与志愿行动，引领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共建团结的共同体。

六、结语

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社会分化的持续加速集中体现在利益结构、组织结构与认知结构分化等层面，且其结果和功能具有不同的类型。一方面，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伴随社会结构的精细化与专业化，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繁荣。另一方面，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则会损害社会团结，影响社会稳定与良好秩序；
严重情形下更可能导致社会解体，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社会分裂与动荡。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社会分化的规模和速度超过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承载能力时，依赖完全自发生成的社会团结形式是不够的，需要强有力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以使社会在激烈变迁中维持稳定与整合。统一战线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政治团结促进社会团结。与此同时，我国大团结格局仍需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在此之前，我国社会治理的结构呈现散点式分布特征，散布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疑难和复杂问题需要通过高效统筹进行解决。“此次成立社会工作部，由执政党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从‘大治理观的统筹整合思维来看，它有助于促进社会的一体化治理。”［33］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致力于统筹社会治理的多重维度，在推动社会治理的体系化与集成化的过程中，调和多元社会利益、解决复杂社会矛盾、动员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持续推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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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6

作者简介：戴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戴洁．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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