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英 田茂旺
［摘要］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
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关键词］吴三桂叛清；
清朝；
康区；
贸易管控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3-012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打箭炉榷关与汉藏贸易发展研究”（20XMZ007）、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资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志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历史。四川 成都 610064 田茂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历史。四川 成都 610041
明末清初以降，康区之打箭炉、金沙江等地逐渐成为汉蒙藏贸易、政治、文化、宗教交往的要冲之地和中间地带。特别是17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蒙藏联合势力在康区南部扩展之际，又逢吴三桂叛清。在此背景下，康区逐渐成为满清、蒙、藏势力接触和竞争的中间区域，打箭炉和金沙江的贸易活动遂成为蒙、藏、汉、满之间交往和交流的重要经济兼政治活动。因此，清朝对此区域的贸易活动亦异常留心。有关清前期对打箭炉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时间、税务、关税等问题既有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①，但就1681-1683年清朝对打箭炉及其周边区域贸易管控的原因、措施及其过程，既有研究尚未论及。本文依据相关汉、藏及满文文献，围绕1681-1683年清中央政府管控康区贸易事件，通过梳理贸易管控事件，探索贸易角逐事件背后的康区政治格局的演变情况，以期能增进对清朝早期在康区实行贸易监管的概貌认识。
一、作为贸易集散地的打箭炉与金沙江地方
明末清初至1681年间，康区之打箭炉、金沙江等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漸成为了蒙藏贸易集散地和商旅往来的重要通道。首先，明末清初，私茶贸易日益兴盛，茶马贸易逐渐由黎州等地西移至打箭炉一带②，打箭炉遂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区域及西藏地方僧侣、商人、朝圣者出入藏地的交通要冲与枢纽地。乾隆《雅州府志》载：“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祸，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来往贸易，诸番叠经更替。”[1]早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北入藏的通道被林丹汗、却图汗、白利土司三者分别把控，许多安多人选择从打箭炉入藏③，打箭炉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一重要性首先被五世达赖喇嘛所认识到：
“东方打箭炉（shar dar rtse-mdo）在汉藏交界之地，税赋收入及物产都比其他地区丰富得多，是一殊胜之地，但是以前没有很清楚地确定其归属和分界，因此将该地区的属民划给高贵善业之处密法寺院噶丹卓盘林作为新的香火庄田，供给五十余名僧人的薪俸，并建立管理该地商人的规矩。”④
打箭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较于康区其他地区而言，有丰富的物产及较高的赋税收入；
二是打箭炉在贸易方面的优势。其地处汉藏交界处，是南路边茶输入藏地的必经之地，这些贸易不仅为西藏提供茶等日常所需物资，还是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据年羹尧调查，“达赖喇嘛向差人赴打箭炉贸易，每驮向叉木多、乍丫、巴塘、里塘居住喇嘛索取银两不等，名为鞍租”[2]。
其次，蒙藏在金沙江等地的贸易也逐渐兴起。其贸易区域主要包括：鹤庆、北胜州（今永胜县）、丽江、中甸等地。其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达赖喇嘛与罕都二人请互市于云南北胜州，[3]获允后 ，“西番、蒙古之马由西藏入滇者千万匹。”[4]蒙藏商人往来于滇藏之间，贸易空前繁荣。1663年兵部尚书明安达扎等为北胜州茶马互市如何征收税例等进行规划，可知北胜州的茶马贸易之兴盛。[5]1674年通过嘉夏寺事件，中甸再次成为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区域后，在中甸一带已有专门的官员管理经商之事。此外，根据满文文献记载，蒙藏在滇西北地区的贸易区域包括：金沙江（gin sa giyang）、建塘（jan tang）、云齐站（yun ki jan）、吉章（gi jang）等地。⑤其中gin sa giyang即金沙江；
建塘为藏语
之音译，即中甸，包括今云南中甸、德钦、维西部分地区；
虽尚不清楚云齐站和吉章在何地，但这些地方几乎涵盖了蒙古和西藏在滇西北的互市区域。
二、1681-1683年清朝在康区的贸易管控
清朝对打箭炉的贸易管控问题关注较早，始于1678年。1678年二月间，康熙听闻吴三桂与达赖喇嘛在打箭炉茶马互市后，随即发函质问五世达赖喇嘛。[6]同年十一月间，清朝收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相关回复，确认了确有部分蒙古人在打箭炉一带经商。但清朝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在1679年，著议政王大臣就茶马互市之事进行察议具奏[7]75-76，正式将打箭炉一地的贸易问题纳入讨论和处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清朝中央政府在1680-1683年间，首先对打箭炉实行了贸易管控。这可以从1684年，达赖喇嘛⑥就康熙禁蒙古在金沙江等地贸易的回函可以看出：
darzendo jergi ba-i hūdasara be nenehe gese yabubu seme dergici sain gosin-i hese wasimbuhede.umesi ambula urrgunjehe. [7]
译文：兹奉圣上慈旨，仍前开复达怎多（darzendo）等地贸易，不胜喜忭。
其中，满文“nenehe gese”意为“像从前一样”，说明达怎多（打箭炉）贸易在达赖喇嘛上该奏疏前一度被禁止，直到1684年才再次得到了开复。结合上文提及的1679年康熙着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五世达赖喇嘛的奏疏条中包含“茶马互市”一事来看，打箭炉禁贸的时间应在1680—1683年之间。
在金沙江沿岸地区的贸易管控则始于1681年。1681年6月间，清朝中央政府首先对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等地颁布了贸易禁令：
据（李发美——笔者注）称在鹤庆、丽江、金沙江（gin sa giyang）等地有蒙古人等往来经商。等语。此等地方，原并无蒙古人等往来经商之事，逆贼吴三桂叛乱后，唯恐蒙古从其背后掠夺进犯，送银子、财物等东西，在中甸（jung diyan）设置伪官行商。今，令唐古特、蒙古等在原先经商之西宁等地经商，停止在金沙江等地行商。今在金沙江等地行商之人，全部撤回原地。由此特谕。[8]
这一贸易禁令持续两年之久，直至1683年金沙汇等地的贸易才得以开复，但开复过程并不顺利。从1684年五世达赖喇嘛的奏疏来看，康熙虽然在1683年五月间同意开复金沙江等地的贸易，但云南地方政府依旧在金沙江地区实行贸易禁令。[8]303-306直至1685年，二者才在金沙江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东科尔呼毕勒罕为贸易开复者，掌管、协调金沙江贸易，⑦金沙江等地贸易最终得以开复。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清朝在青藏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册封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承认其在青藏地区的权益，对整个藏区实行间接统治。在康区，清朝中央政府统治的实际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行动中：
1666年，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原职，允准其驻扎打箭；
[9]1670-1673年间，敦促五世达赖喇嘛解决罕都事件；
[7][8]1681年，允准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之子蛇蜡喳巴袭土司之职。[10]与之相反，蒙藏联合势力历经固始汗、达赖巴图尔台吉及罕都、扎什巴图尔台吉的经营和拓展，控制着康区玉树通天河流域的达木（"dam）、巴塘（"ba" thang）、理塘（li thang）、磨西、中甸（rgyal thang）等康区大部。⑧在此政治军事格局下，清朝中央政府为何在金沙江沿岸及打箭炉突然实行贸易管控？笔者仔细梳理汉、藏、满三种文献后发现，这与吴三桂叛清事件密切相关，下文将对此做具体分析。
三、吴三桂叛清与清朝对蒙藏在康贸易探查与管控
（一）吴三桂和清政府同时争取五世达赖喇嘛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年底吴三桂举兵叛清后，清朝立即派遣员外郎拉笃祜（la du）、喇嘛朱拉齐（"jo ra chi）等前往五世达赖喇嘛处，寻求军事援助。拉笃祜一行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左右带回了达赖喇嘛出兵援助的回复。康熙甚喜。于同年八月初三日给川滇黔等地文武官员、军民土司、苗蛮番彝人圣谕，宣布了蒙古兵力的援助，并对蒙古兵进入的后勤、路线等作出了相应安排。[11]清朝笃定蒙古出兵的主要依据是五世达赖所说之“杨打木、结打木二城系我二噶尔麻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取”。⑨然而，此事实际上是指五世达赖重金请求扎什巴图尔台吉出兵平叛中甸嘉夏寺（rgya bya dgon）之乱一事，而拉笃祜等人却将其理解为达赖喇嘛将派遣达赖洪台吉出兵援助之意。从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角度来看，1674年扎什巴图尔台吉前往中甸地区叛乱是其势力在中甸地区的扩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行动。然而，清朝却将该事件看作是罕都在云南地区叛乱的余波，并未放在心上，致使其对五世达赖此次是否出兵作出了错误判断。五世达赖在1675年三月初八日的自传中记叙道：
本堪卓在汉藏交界地区进行骚乱。清朝皇帝谕令将其驱逐出去，我等便遵旨行事，完成了使命，并受到奖赏，初八日我接受了大皇帝的谕旨以及赏赐用的一百三十五两黄金制作的曼荼罗、重约一百两的细腰带、银茶桶、马蹄银四百一十两，库缎二百匹，镇日吉祥哈达和八吉祥微哈达共五百余条等物品。”[12]127
从这一段记叙可以看出，蒙藏联合势力1674年在中甸地区的行动不过是为平息嘉夏寺为首的噶举派叛乱。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并没有将此行动看作是助清朝中央政府“讨逆”为契机的平息活动，而是将其看作是罕都事件的一部分，对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僧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对达赖喇嘛出兵讨逆之事深信不疑。⑩
同时，吴三桂亦与清朝采取了相同的措施。于吴三桂而言，和硕特蒙古控制着离吴三桂最近的中甸地区，一旦蒙古出兵助清，将会腹背受敌。这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一段满文记载中可以看出：逆贼吴三桂叛乱后，唯恐蒙古从其背后掠夺、进犯，送银子、财物等东西。B11
清朝的这段推测很好地阐释了吴三桂面临的困境。《滇云历年传》亦载吴三桂割据喇普等地贿赂蒙古，主要是因为“惧其趁机而内扰”[13]212。因此，吴三桂亦于同年六月初六，派遣使者携礼来到五世达赖处，其主要目的是“呼请达赖喇嘛一同叛清，出兵相助。”B12这从汉、藏文史料皆可看出。五世达赖喇在给吴三桂的回复中说：“我在梦中也没有起过犯上作乱之心”在记述吴三桂七月的来访中亦写道：“与上次来的信使相同，他们都是担任军事要职的人”[12]174可以看出，吴三桂遣使到拉萨的目的与清朝相同——争取五世达赖喇嘛及蒙古的援助。《蒙文老档》中亦載：“尔（指达赖喇嘛）奏言，前吴三桂遣使称，愿同土伯特、蒙古结盟”、“吴三桂先后遣人来，小僧只是回赠礼物，遣兵之事，只字未提”[7]76、80等说明了吴三桂遣使至拉萨的主要目的是与格鲁派及蒙古结盟。由此，五世达赖喇嘛成为了清朝和吴三桂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因此，五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变得尤为重要。
（二）康熙的疑惧与探查、管控
然而，从汉文、藏文及满文材料来看，五世达赖喇嘛在该事件中试图保持中立。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左右，在吴三桂叛清势力极盛之际，蒙藏双方几乎同时拒绝了清朝出兵援助讨逆。B13五世达赖喇嘛将自己视作清朝与吴三桂之间的调解人，一方面向康熙皇帝提出“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罢土裂兵”[14]B15的建议和请求，一方面接待吴三桂先后来访的使者，以佛教教义劝诫吴三桂“不可胡作非为”，并提出“西藏人不愿出力支持交战的双方”，明确了其中立的态度。[12]149这一态度让康熙皇帝充满了愤懑和疑惧。康熙一则对达赖喇嘛将其与吴三桂等同视之恼怒不已；
二则十分担心蒙藏联合势力助吴三桂叛清。再者，吴三桂出于同样的心态，在五世达赖喇嘛拒绝其请求后，又多次携带礼物、黄金等出使拉萨，B14力保五世达赖喇嘛不派兵援助清朝。同时，吴三桂还在中甸宣传“图伯特兵不久将到，土伯特赐吴三桂以盛誉”等谣传，[15]为其叛清造势。这再次加剧了康熙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及蒙古动机和动向的猜忌。
康熙的猜忌是非常合理的。首先，在清朝求助五世达赖喇嘛期间，吴三桂及其叛军攻势日演愈烈。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羌州反叛，兰州、临洮、定边等地相继失守；
[16]吴三桂旧属吴之茂则以四川反叛，呼应吴三桂叛清，盘踞于松潘一带。B15若吴三桂打开青藏通道，与王辅臣、吴之茂相呼应，清朝几乎将失去西北、青藏大部地区。这不得不令康熙小心谨慎地对待蒙藏联合势力的动机与动态。其次，虽然尚不清楚吴三桂使者每次入藏的路线，但1675年正月间，其使者通过打箭炉向达赖喇嘛赠送黄金，并给达赖汗赠送黄金和书信，[12]166清楚地说明吴三桂使者通过打箭炉地区进藏，与五世达赖在打箭炉已有一定贸易交往。金沙江、中甸、丽江、鹤庆等地如前文所述，正是蒙古商人云集之地，尤其是中甸地区，更是处于和硕特蒙古的紧密控制下。打箭炉、中甸、金沙江等地极可能成为蒙古与吴三桂交往和勾结的中间地带。
此外，恰在五世達赖喇嘛等拒绝出兵援助奏文送达后，1675年5月21日，甘肃巡抚花善等奏报一部分蒙古人在洪崖堡作乱的情况，[14]这更加剧了康熙对蒙藏联合势力与吴三桂合作的猜疑。实际上，居于青海的蒙古诸部乘三藩叛乱之际，蠢蠢欲动，多次发生边界纠纷。康熙十三年（1674年），墨尔根台吉率部欲进驻大草滩，被清朝拒绝。青海的复杂形势，使得康熙帝一面调兵遣将对甘州等地加强防守，一面敦促五世达赖对蒙古犯边之事加以约束，并且对五世达赖展开了暗中调查。[17]对清朝中央政府而言，同时兴起的三藩叛乱及时起时落的蒙古犯边，迫使清朝此时在藏区尚无用兵可能，最好的策略便是即使在未争取到五世达赖喇嘛援助的情况下，至少也要保证蒙藏联合势力不会援助吴三桂。因此，康熙帝一面多次遣使前往五世达赖喇嘛处，下敕责问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勾结之事，同时亦令地方官员暗中进行调查。
在秘密调查达赖喇嘛与吴三桂通使事件中，1678年二月间，清朝在注意到了吴三桂与达赖喇嘛在打箭炉贸易之事后，即发函质问五世达赖喇嘛此事。[7]76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回复中解释道：
四川打箭炉地方，土伯特人养马匹不多，故马贩去者寥寥。西宁有茶商经营茶叶贸易，蒙古人为买茶，常派马贩携马与之交易。所有汉、土伯特、蒙古商人，都为获利而来，非为助吴三桂而来也。[7]77-78
从五世达赖喇嘛的解释来看，确有部分蒙古人在打箭炉一带经商，这使得清朝十分怀疑这些蒙古人的目的。清朝忧虑有二：一是担心蒙古以贸易为由头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
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叛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因此，清朝对康区贸易的蒙古商人十分警惕。这也是清朝地方官员极为忧虑之事。早在同年六月十四日，甘肃提督张勇奏报称：
逆贼吴三桂馈遗达赖台吉等，交相连结，欲图入掠。且逆贼已知松潘、茂州番中有通西宁大路，恐乘间隙侵我茶马之利。”B16
彼时，清朝所运往西宁的茶叶，一部分需要走松潘、茂州一道，而这一道原本是蒙古诸部经常袭扰之地。此外，“自吴三桂叛乱以来，吴之茂盘踞松潘，荼毒肆虐，蹂躏地方，困苦已极”。[18]B16松潘一带的形势已十分危急，加之打箭炉又传蒙古人经商之事，康熙帝十分关注蒙古人在康区贸易一事。在1679-1680年，康熙着令议政王大臣就五世达赖喇嘛的“茶马互市”等奏书进行察议。为进一步了解吴三桂在打箭炉贸易情况，在刑部侍郎冯甦的建议下，遣能员前往打箭炉地区打探情况。[19]其打探的情况不见于史籍记载，但清朝在打箭炉仅是探查防御，并没有进一步措施。1680年6月，康熙遣理藩院郎中詹璧拉前往松潘等地侦探，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刺探往来贸易者。B17吴三桂于同年八月病逝后，其继承者吴世璠亦试图联合蒙古及五世达赖喇嘛，这令清朝并未放松对松潘、打箭炉等地的防御。1681年6月间，清朝从降将李发美等处发现了吴世藩与达赖喇嘛的通信等物，B18确认了吴世藩与蒙古、达赖喇嘛之间的往来及蒙古在金沙江一带贸易之事，立即颁布了贸易禁令。清朝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这一贸易控制，防御蒙藏联合势力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相勾结，阻止吴三桂及其后继者打开青藏通道，流窜至青海、西藏。这可从1682年六月二十六日，桑杰嘉措以达赖喇嘛名义请求恢复金沙江等地的贸易奏疏中可见一斑：
实际上，蒙古未曾从西宁运茶至鹤庆贸易，等因，停止马市后，图伯特地方之间设防以来，向有贸易等事，若停止，恐非按贸易律例所停止。[8]473-478
从桑杰嘉措一再强调蒙古未曾从西宁运茶至鹤庆交易及蒙古已停止马市来看，清朝所担心的主要是蒙古以贸易为名，前往云南鹤庆等地帮助吴三桂等叛清势力，为其提供大量马匹。康熙在回复中也声称，此次禁贸的主要原因是“昔日用兵之际，禁马市，皆因歹人贼盗，为禁止其作乱。”[8]504-506
综上所述，清朝中央政府突然在康区对蒙藏贸易实行探查与管控，无不与吴三桂叛乱及通使蒙藏联合势力有关。在秘密调查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通使事件中，清朝无意中发现吴三桂、蒙藏联合势力在金沙江、打箭炉等地彼此贸易。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广大康区遂可能成为吴三桂与蒙藏联合势力交往和勾结的中间地带。清朝为保证蒙古人不和吴三桂接触，阻止吴三桂及后继者打开青藏通道，将打箭炉、金沙江等贸易通道关闭。
四、余论
清朝这一贸易管控虽然并未根本上动摇蒙藏在康势力，亦并未遏制蒙古在康区的进一步扩张活动。但在罕都事件后，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对康区实行强有力的贸易管控措施，并由此引发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二者围绕打箭炉、金沙江等地贸易问题展开长期争夺，这让蒙藏联合势力在康统治开始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排挤，直接导致了蒙藏联合势力在康权益受损。
第一，蒙藏在康可贸易范围缩小。1681年清朝中央政府实行贸易管控后，丽江、北胜州、鹤庆等地贸易多次被关闭。1686年，在云南总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另在中甸立市”[13]214，将金沙江一带贸易转移至中甸地区，蒙古相继失去北胜州等地的贸易权力，其在金沙江沿岸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甸。打箭炉一带，在贸易管控之前，清朝对贸易区域并无范围限制。贸易管控后，二者在打箭炉的贸易区域有了一定限制。一条1695年的满文材料记道：
据查，康熙三十年，敕谕达赖喇嘛奏称：打箭炉之cergi ho、jan、cang、julan 等地间照前贸易。但因为（敕谕）是蒙古文书，汉人似乎不知。祈请在彼方汉地及图伯特间颁赐汉文慈旨[8]123、516。
从这一满文档案来看，清朝在贸易管控后，在打箭炉的贸易市场主要cergi ho、jan、cang、julan四地。这四地由于目前没有其他材料作比对，尚不清楚其具体地理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四地均在打箭炉（darjandu）B20地方，说明当时在打箭炉地方可供蒙古、图伯特贸易的地方被限制在上述四处。
第二，蒙古多地驻军被迫撤回。1683-1684年，清朝利用开复金沙江贸易，将在丽江、鹤庆、云齐站的蒙古商人和兵丁基本撤出。康熙颁布谕令恢复金沙江等地贸易后近一年，金沙江一带的贸易迟迟未开复。在此情况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初一日，五世達赖喇嘛以禁止此地蒙古马匹交易，撤回扎什巴图尔台吉之军为条件[8]476-478，使金沙江贸易得以再度开复。从金沙江沿岸扎什巴图尔台吉的势力分布来看，扎什巴图尔台吉的军队主要驻扎在中甸一带。但从铁羊年（1691年）甘丹颇章政府颁给中甸桑杰土司的一份执照的开头明确提及了“平乱往来部队”（dmag ar jag gi "grim "grul）[20]说明驻军1691年仍旧驻扎在中甸地区。因此，扎什巴图尔台吉驻军并没有彻底撤出中甸，可能是从金沙江其他地方撤军，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史料进一步说明这一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清朝再度通过贸易管控，借达赖喇嘛之手使部分蒙古驻军撤出了金沙江地区。
因此，从明末清初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来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在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联合统治藏区期间，清朝中央政府并未对包括康区在内的广大藏区实行直接有效的统治，亦未重视对这些区域的经营和拓展。但在吴三桂举兵叛清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因担心蒙藏联合势力以贸易之名与吴三桂勾结，被迫通过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康区之打箭炉、金沙江沿岸的贸易活动，以此阻止蒙藏势力与吴三桂联合，这直接导致了清朝在1681-1683年对康区贸易进行强有力的管控，致使蒙藏联合势力在康区的贸易范围缩小，部分驻兵被迫撤出。
注释：
①赖惠敏.清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寺院的赞助[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1（2）；
田茂旺.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J].西藏大学学报，2019（4）;田茂旺.论清代打箭炉榷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变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2）；
许存健.清代打箭炉关与川藏商品流通[J].西藏大学学报，2018（2）；
苏倩雯.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J].青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的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17（5）等。
②《方舆汇编·职方典·天全六番部》载：“汉贾远售求价，自沈、冷、嘉、岩，渐止打箭炉焉。”见：蒋廷锡等.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四六[M].上海、成都：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8：13566；
另参看：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J].《西藏研究》，1995（2）：28；
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末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17（5） 。
③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自传（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39.
④藏文原文为：shar dar rtse mdo rgya bod kyis mtshams "du sgo che zhing "dod dgu "byung byas yul gzhan las ches cher rmad du byung na"ang "di phyi"i bde "bras ma lus pa "bad med du stsol byas chod yul rnam dag mi "dugam gshis phyogs der gnas pa"i skye rgwa rnams mngon mtho nges legs kyi sar bkra ba"i byed pa por sngags gra dga" ldan "gro phan gling gi chos sde gsar btsugs dge "dun lnga bcu skor la phogs/tshong pa ru ba sogs "dzin tshugs bzang ba//，见五世达赖喇嘛传（藏文），北京：1989-1991（3）：93.汉文译文可参看：阿旺洛桑嘉措著，马连龙、马林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60。
⑤该奏折在其末尾明确说明该奏折写于四月初一日，《<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编译（一）》中的所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可能是收文时间，即该奏折于四月初一日—十一月十六日送达了清朝。见清内阁蒙古堂档[C].2005（4）：190-195;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C].2000：105；
陈岚、达扎力布.《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编译（一）[J].中国藏学，2006（1）。
⑥根据藏文文献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在藏历水鸡年（1682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圆寂。在下文中，为保留档案的原始面貌，凡桑杰嘉措以五世达赖名义书写的奏疏均保留五世达赖喇嘛，不再一一指出系桑杰嘉措假托所作。
⑦该奏折在其末尾明确说明该奏折写于十一月初一日，《<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编译（一）》中的所载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可能是收文时间，即该奏折于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送达了清朝。见清内阁蒙古堂档[C].2005（4）：476-478;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C].2000：109；
陈岚、达扎力布.《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编译（一）[J].中国藏学，2006（1）。
⑧李志英.明末清初蒙古入康与康区政治格局演变：基于满文和藏文材料的分析与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18；
赵心愚.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J].中国藏学，2017（1）.
⑨邓锐龄先生在其文中已经将《起居注》与实录中的差异列出，在此不再赘述，见邓锐龄.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史始末[J].中国藏学，1998（4）。
⑩清实录·圣祖实录·卷四八[M].康熙十三年壬申条；
康熙起居注[M].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北京：中华书局，1975：167-168.五世达赖喇嘛传 （藏文） [M].拉萨：拉萨古籍出版社，1989（2）：392.
B11此条译文亦收录于《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90页，其译自于《内阁蒙古堂满文档》，其给予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初四日，然而原文并没有收录时间和该奏折书写的时间，在陈岚、达扎力布编纂的《<清内格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的档案目录编译》中所提供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年六月十三日，这可能是根据蒙古文档案所记的时间，因此满文档案并无时间记载，因《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并没有提供其所译的原文，因此尚不清楚其所书写的时间根据是什么。
B12邓锐龄.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史始末[J].中国藏学，1998（4）;马林.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叛清事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罗布.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J].思想战线，2017（5）.
B13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十四[M].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M].台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不详.
B14 吴三桂分别于1674年正月十四日、1676年3月派使者至达赖喇嘛处，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下）[M].2006：166。
B15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方略[M].台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不详；
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6：186.
B16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七十三[M].康熙十七年四月乙未条;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七[M].台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不详
B17 其中“打箭炉”作“打折卢”。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五月甲寅条；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二；
内阁起居注·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条；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M].2000：83。
B18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九〇[M].康熙十九年五月辛丑条;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60.
B19 关于吴世璠割地贿赂蒙古、通使的记载主要见于：《清实录》载：“大兵抵云南会城，伪将军李发美举首逆贼吴世璠与达赖喇嘛伪书，以鹤庆、丽江、二府降”（见清实录·卷九十六·康熙二十年）五月辛巳条），说明吴世璠与达赖喇嘛有书信往来；
《民国中甸县志》载“康熙十六年，吴世藩割中甸以赂藏藩，请其援助，殊不知中甸地面已久为藏人占领也。”见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M].巴蜀出版社，1991：3;《圣武记》：“及大兵围吴世璠于云南，世璠通信西藏，割中甸、维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书亦为我军所获，朝廷不之问也”见：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4。
B20 在康熙朝的满文献中，打箭炉一地有三种写法：1、darjandu 2、da jan lu 3、darzendo；
三者均通过汉语及藏语发音而来。
参考文献：
[1]曹抡彬.乾隆·雅州府志·卷十[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271.
[2]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M].雍正二年五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清实录·世祖实录·卷四[M].顺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魏源.圣武记·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02）：247-248.
[6]李志英.嘉夏寺事件与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发展[J].藏学学刊，2020（02）：65-75.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9]张晋生.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九·土司[M].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
[10]曹抡彬.乾隆·雅州府志·卷十[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1]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6：480.
[1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自传（下）[M].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3]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4]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十四[M].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56.
[16]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一[M].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7：131.
[18]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七十三[M].康熙十七年四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清实录·圣祖实录[M].康熙十九年五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lha sa chos "khor dpal nas sangs rgyas mgon la gnang ba"i bka" tham.rgyal thang gi lo rgyus yig tshags dpyad gzhi phyogs bsgrigs[M].yun nan mi rigs dpe sgrun khang，2003：12.
收稿日期：2022-08-12 責任编辑：丁 强
猜你喜欢康区清朝建设新西康：民国时期刘文辉治康方略述论文史杂志(2022年3期)2022-04-29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民族学刊(2021年10期)2021-05-09——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康区察瓦龙历史沿革及其地名称谓考究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