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及动态演进

廖乐焕 张涛 谢霄亭

[摘要]西部（部分）地区兼具“一带一路”国内循环和“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双重媒介作用，其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推进更是重中之重。选取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法、莫兰指数及高斯核密度估计法，探究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演变、动态演进及极化趋势。研究表明：2010—2020年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内部层级分位变化较小，仅重庆实现了较大层次的提升，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的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耦合协调度排名依旧靠前，但层级分位变化较大，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方面都较为凸出；
总体上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省际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差异存在扩大态势， “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份耦合协调度都至少提升了两个等级;西部12省份在综合考虑省际地理距离和耦合协调度差距后空间集聚性依旧存在。

[关键词]对外开放；
经济发展；
“熵权TOPSIS-耦合”模型；
动态演进

一、 引言及文献述评

“西部大开发”20年之际，“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被提上议程1，“一带一路”倡议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伴生新思想不断迸发，即对外开放并不一定只依赖港口和海岸，内陆地区也可以进行“陆路型”对外开放，至此形成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远离海岸线，不具备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自然条件，如今这种新思想给西部地区的“症结”带来了新药方，那么探讨西部地区目前对外开放水平处于何种状况便尤为必要。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贡献于经济发展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基本认同，但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依旧未知。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及迫切现状，本研究力图作出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并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方法上优于单一的熵值法。第二，进一步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方法剖析其时空耦合特征。第三，通过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其动态演进状况，进而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经历了从单一指标到综合指标的跨越，单一指标方面由于侧重点不同主要分为外贸为主的指标、基础设施为主的指标以及科技创新为主的指标。外贸方面，大多数学者习惯采用外贸方面的指标来体现对外开放水平[1]，其中以外贸依赖度、外资依存度和对外旅游开放度居多。有学者发现我国在对外开放水平方面总体上对前者依赖性大于后者，同样基于熵值法构建对外开放度，“一带一路”政策显著促进了甘肃的对外开放水平[2]。有学者从贸易竞争角度，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通过构建贸易竞争指数发现西部地区与东盟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潜力依旧巨大[3]。基础设施方面，有学者从数值分析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只有不断降低内陆区际贸易成本并且与沿海开放水平同步才能形成边缘增长中心[4]。制度与科技创新方面，有学者发现山西对外开放水平依旧较低，突破点在于“制度创新”[5]，而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背景下关键点在于“科技创新”[6]。综上，可以看出，外贸、基础设施及科技水平是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理论基础。据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以上3个方面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从而为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不同综合指标方面，空间溢出效应方法角度，部分学者选择第三产业产值作为回归子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从投资、消费、科技等方面选取回归元，发现京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贡献度依次为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及政府干预[7]。除此之外，大多數学者都采取熵值法、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造“高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发现“对外贸易”是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8]，也有学者对“对外开放水平”和“高质量经济”分别构造综合指数，得出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的结论[9]。学者们主要利用动态因子分析[10]、熵值法[9]、主成分分析[11]及其相关算法等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总体上，指标系统层方面研究较为完全，主要分为4个层次，开放基础[12]、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12]及开放潜力[10]。四大自贸区中，广东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第一，上海次之，第三和第四分别是天津和福建[10]。研究方法方面，无论是因子分析、熵值法及主成分方法都存在损失信息度并且无法进行综合评价的缺陷，“熵权-TOPSIS”法比单纯的熵值法更有效[13]，并且TOPSIS算法比熵值法更能体现综合性[14]，而基于此种方法的权重结果可以赋予耦合协调度模型更合理的分布权重[15]。

基于不同政策背景，近年来西部对外开放水平对（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基于国家政策，“一带一路”[16]“西部大开发20周年”[17]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背景[18]等。“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兴古典视角，外贸水平和双向FDI典型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并且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巨大[19]。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政策在应对我国对内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日益举足轻重[20]。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举头并进，西部大开发20年来成绩斐然，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依旧不平衡和不充分[17]，西部大开发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才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出路[16]。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核心在于要加强“产业对外合作水平”和“中心城市”的建设[21-22]。西部大开发政策边际经济效益随着经济发展及其结构优化不断降低，解决措施在于将“政策贡献”转化为“市场驱动”[23]。耦合协调度模型已经被广泛用于测度两个对称或非对称主体的深度融合或协调状况[24]，而核密度估计法则用于刻画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演进状况[25]。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已是既定事实，并且西部地区内部对外开放水平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但针对西部地区而言加强对外合作迫在眉睫，因此不难发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存在较强区际异质性，这种区际异质性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奠定了理论及现实基础。

目前，关于“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构建已经从单一指标跨入了综合指标，当仅用“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衡量时体现一般对外开放水平，纳入“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并且通过一定方法进行综合指标构建才能衡量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除构建基础理论在衍变，构建方法也不断迭代，从最初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到目前主流的熵值法，信息损失度不断缩小。从三级指标到二级子系统层面，外贸又可以分为对内开放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综合目前研究现状的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便组成了“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子系统，即开放基础、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开放潜力。开放基础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内和对外则体现外贸水平，开放潜力更多通过科技水平表征。空间上我国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自西向东依次上升，时间上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因省而异，但大都与自身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必要性，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综合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并且通过该方法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此外，为了解决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极化情况，本研究引入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该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

二、 研究设计

1. “熵权TOPSIS-耦合”模型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通过熵权TOPSIS法综合构建得到[2]。“经济发展水平”由“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7]，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量变基础，经济发展更多发生在经济增长后期质变阶段，而经济发展早就由第二产业或工业驱动转变为更多依赖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边际递增驱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具体构建指标如表1所示。GDP、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理论基础消费能力[12]，里程数代表基础设施水平[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实际消费情况[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西部大开发的20年间作用不容忽视[23]，相较于进口，财政支出更多照拂出口状况[5]，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更需要“保护与开发”并重[20]，因此绿化覆盖率与医疗状况也需要体现[26]。关键文献对外贸、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较为重视，这3个方面已分别融入开放基础、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及开放潜力。因为“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仅能表征一般对外开放水平，而现有文献关于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一般对外开放水平指标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将“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子系统纳入考量。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EPS数据平台。

表1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指数构建及权重

[子系统层 子系统层权重 指标层表征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指标性质 开放基础 0.1716 基本经济水平 GDP（亿元） 0.0555 正向 消费人口基础 常住人口（万人） 0.0552 中性 消费基础支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 0.0299 正向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铁路和公路里程数（KM） 0.0310 正向 对内开放程度 0.2676 旅游业发展水平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0.0443 正向 基本进口水平 进口总额（万美元） 0.0970 中性 实际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0.0714 正向 本地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0549 中性 对外开放程度 0.3470 对外旅游业水平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 0.1046 正向 基本出口水平 出口总额（万美元） 0.0984 正向 出口支撑水平 财政支出（万元） 0.0393 中性 外国直接投资水平 FDI（亿美元） 0.1047 正向 开放潜力 0.2138 理论研发潜力 学校数（所） 0.0450 正向 实际研发水平 专利授权数（件） 0.1072 正向 生态与绿化水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053 正向 医疗设施水平 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0.0563 正向 ]

熵权TOPSIS-耦合模型的权重结果[weightj]与熵值法一致，区别在于通过[weightj]构造决策矩阵[decisionmn]，[standardij]为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

[standardij×decisionj=w1standard11…wnstandard1n………w1standardm1…wnstandardmn] （1）

TOPSIS部分关键在于需要计算正负理想解[positive]和[negative]的欧几里得距离：

[pdistance=j=1n[desicionij-maxdesicion1j…desicionmj]2ndistance=j=1n[desicionij-mindesicion1j…desicionmj]2] （2）

最终计算相对接近度[RCi]如式（3）所示并进行降序排列，图1的名次便由相对接近度降序排名所得。

[RCi=ndistancepdistance+ndistance] （3）

通過熵权TOPSIS法得到指标权重，为“耦合协调度模型”奠定了基础。如式（4）所示，[HighQualityOpen]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EcnomicDevelop]为经济发展水平，其他符号意义同式（1）。

[HighQualityOpen=i=1132j16standardij×weightj] （4）

进一步计算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Fusiondegree]和耦合协调水平[Fusionlevel]：

[Fusiondegree=2×HighQualityOpen×EcnomicDevelopHighQualityOpen+EcnomicDevelop2Fusionlevel=Fusion×TT=α×HighQualityOpen+β×EcnomicDevelop] （5）

当融合度纳入协调指数[T]时才能形成最终的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Fusionlevel]。[α]和[β]由各自主体的占比所确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同样参照此表，取值区间越大，耦合协调等级越高，耦合协调度越高，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级别越高。

表2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取值区间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 0.0—0.1 1 极度失调 第一级水平地区 0.1—0.2 2 严重失调 第二级水平地区 0.2—0.3 3 中度失调 第三级水平地区 0.3—0.4 4 轻度失调 第四级水平地区 0.4—0.5 5 濒临失调 第五级水平地区 0.5—0.6 6 勉强失调 第六级水平地区 0.6—0.7 7 初级失调 第七级水平地区 0.7—0.8 8 中级协调 第八级水平地区 0.8—0.9 9 良好协调 第九级水平地区 0.9—1.0 10 优质协调 第十级水平地区 ]

2. 全局莫兰指数与高斯核密度估计模型

空间依赖性角度，相关系数衡量两个向量之间的联系强度，莫兰指数衡量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强度，如式（6）所示，莫兰指数[Morans I]仅在[Relation]基础上纳入了空间权重矩阵[Wij]和观测量[obs]，即纳入空间权重矩阵并且消除解释变量自由度便得到式（6）所示的莫兰指数[Morans I]，其中[Wij]为4个空间权重矩阵的演化，分别为空间K阶相邻、地理距离、耦合协调度差异及地理耦合协调度差异权重矩阵，其中[Cit]表示[i]地区2010—2020年平均耦合协调度。

[Relation=i=1132（xi-x）（yi-y）i=1132（xi-x）2i=1132（yi-y）2Morans I=obsi=112j=112Wiji=112j=112Wij×covyi，yji=112yi-y2Wij=1Pij→1dij→1Cit-Cjt→1dij*Cit-Cjt（i≠j）] （6）

核密度模型中，设[h（x）]是耦合协调度[x]的密度函数：

[hx=1NWi=1Nf（Xi-xW）fx=e-x222π] （7）

其中，[N]为观测量，[W]为密度函数的带宽，此处[W]由公式法计算得出，[W]越小，密度函数估计精度越高，但趋势也更加陡峭和不规律，[fx]为高斯核密度估计函数。

三、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

1.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态势特征

图1为对西部12省份2010年和202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从（a）到（b）西部地区总体上2010—202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但差距存在扩大态势，因为2010年的第五級水平地区于2020年升至第七级水平，然而2020年依旧存在第二级水平地区。11年间第二级水平地区依旧是西藏、青海和宁夏；
第三级地区为新疆、内蒙古、甘肃和贵州，第二分位等级地区唯一的变化是2010年位于第三级水平地区的重庆在2020年升至第七级水平地区，表明11年间重庆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较大层次的提升，这也是最高等级地区的唯一变化。此外，第二级水平地区的西藏2010—202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83.64%的提升，但其2020年在西部地区依旧位于第二级水平地区分位。提升了两个等级的四川也实现了55.4%的提升，总体上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较大的进步，但其内部层级分位变化却不大。

从（c）到（d）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态势分异图，2010—2020年新疆耦合协调度从严重失调地区升至濒临失调地区，经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新疆、内蒙古和甘肃耦合协调度提升了两个等级。西藏耦合协调度相对降低了一个等级，四川、重庆、云南和广西从濒临失调地区升至初级协调地区，同样横跨了两个等级，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都至少提升了两个等级。总体上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2. 耦合协调度空间依赖性特征

如表3所示，4个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来源如式（6）[Wij][7]演进推导所示，其中K取3。空间K阶相邻权重矩阵表明西部地区并不存在局部的空间耦合协调度聚集或发散态势，而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却表明2010年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发散态势，2011年后该态势便消失了。空间协调度差异权重矩阵仅考虑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自2014年开始存在空间聚集性，从图1和图2不难看出该聚集中心地带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地理协调度差异权重矩阵既考虑了区际地理距离，又考虑了协调度区际异质性，该矩阵相较于前一个矩阵较大的区别在于莫兰指数有所下降，即空间聚集力下降了，显然西部地区的空间地理距离和区际耦合协调度差异稀释了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力。

（a）201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分异    （b）2020年高质量对外水平地区分异

（c）2010年耦合协调度地区分异            （d）2020年耦合协调度地区分异

图1  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注：地图绘制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bzdt.ch.mnr.gov.cn）標准，底图无修改，审图号为GS（2022）1873，其中部分地区名称显示重合并未完全显示

表3 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全局莫兰指数检验

[时间 空间K阶相邻权重矩阵 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空间协调度

差异权重矩阵 空间地理协调度

差异权重矩阵 2010年 -0.0009 -0.3529*** 0.0812 -0.1675 2011年 -0.2746 -0.1209 0.0091 -0.0349 2012年 -0.2234 -0.1501 0.1429 0.0173 2013年 -0.2047 -0.1282 0.1640 0.0448 2014年 -0.1277 -0.1207 0.3113** 0.1446** 2015年 -0.1127 -0.0986 0.3410** 0.1994** 2016年 -0.0826 -0.0972 0.3272** 0.2090** 2017年 -0.0365 -0.1211 0.3064** 0.2196** 2018年 0.0338 -0.1532 0.3089** 0.1922** 2019年 0.0032 -0.1792 0.3458** 0.2018** 2020年 0.0037 -0.1802 0.3444** 0.2012** ]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如图2所示，西部12省份2010年耦合协调度发散态势逐渐消失，但仅考量地理距离时空间聚集态势也并不显著。从基于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莫兰指数图看出，西部地区聚集态势由2010年的总体“高—低”和“低—低”演变为“高—低”和“底—高”，即2010年青海和宁夏作为低耦合协调度地区同时也被低耦合协调度地区所包围，但2020年青海和宁夏同样作为低耦合协调度地区却被高耦合协调度地区所包围，其周围地区耦合协调度已经开始提升。对西部地理距离纳入耦合协调度差异之后，2010年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发散态势已经消失，2020年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呈现典型的空间聚集性，即“高—高”和“低—低”聚集，其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被高耦合协调度地区所包围，但宁夏、西藏和青海作为低耦合协调度地区依旧被低耦合协调度地区所包围。

（a）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基于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

（b）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基于空间地理耦合协调度差异权重矩阵的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

图2  西部12省份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图

3.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

图3（a）为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动态演进图，其主峰分布位置逐渐右移说明西部地区2010—202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上升，其主峰高度变化不大，宽度渐宽，右拖尾延展拓宽，说明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极化态势正在扩大，该结论与图1结论基本一致。（b）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高度渐升，峰值不断右移，宽度渐宽，右拖尾延展拓宽，表明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但存在逐渐扩大的极化态势，但总体上耦合协调度上升态势大于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变化程度。

（a）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核密度估计图              （b）耦合协调度核密度估计图

图3  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

四、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基于众多学者对我国空间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大都与自身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的结论以及“西部大开发”2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支撑十年之余等理论及现实背景，本研究首先通过熵权TOPSIS法基于16个三级指标综合构建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基于该方法赋予耦合协调度模型权重以进一步计算“熵权TOPSIS-耦合”模型，进而探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通过TOPSIS算法综合评价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并计算排名；
其次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方法深究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最后使用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2010—2020年动态演化。本研究有以下4点发现：

第一，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时间趋势特征角度：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等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010—2020年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部层级水平变化较小。空间态势特征角度：11年间仅重庆市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较大层次的提升，从第三级水平地区升至第七级水平地区。总体上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但其内部层级提升变化却不大。

第二，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角度：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变化较大，四川、重庆、云南、广西等地耦合协调度排名较高，而西部地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较为凸出。11年间四川、重庆、云南和广西从濒临失调地区升至初级协调地区，横跨了两个等级，“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西部（部分）省份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都至少提升了两个等级。总体上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区际耦合协调度差距存在扩大态势。

第三，耦合协调度空间依赖性角度：西部地区并不存在局部的空间耦合协调度聚集或发散态势，仅考虑空间地理距离时2010年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并不存在聚集态势。仅考虑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时，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自2014年开始存在空间聚集性，而该聚集中心地带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考虑区际地理距离和耦合协调度差异时该空间聚集性依旧存在。

第四，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角度，西部地区2010—2020年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上升，但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极化态势也正在扩大；
高斯核密度估计法也证明了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但存在极化态势，总体上耦合协调度上升态势大于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程度。

2. 建議

第一，在积极响应关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政策基础上，西部地区应该更加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云南毗邻东南亚，广西南邻海湾，然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却落后于西部内陆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结论表明经过20余年“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又历经“一带一路”倡议10余年政策支撑，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由此可见政策助力及自身发展重心战略的重要性。

第二，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西部地区的内核，以内核带动西部其他地区发展，同时需要警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西部地区总体的虹吸效应，因为前期内核的发展势必会对其他地区各种资源、市场进行争夺，基于此需要财政支出更多照拂“低—低”地区，而这种财政支出重心基本应该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综上西部地区的发展就在于“虹吸效应”阶段发挥政府作用以稀释周围地区阵痛度，因为虹吸效应的发展历程注定存在区际牺牲机会成本，进而厚积薄发才能够逐渐将“虹吸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

第三，充分挖掘西部地区开放基础以助力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如通过政府政策吸引常住人口和高端人才等，西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大，然而消费水平却不高，因此西部地区还存在较大的消费潜力亟待挖掘。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子系统权重贡献度依次为“对外开放程度、对内开放程度、开放潜力及开放基础”，开放基础贡献度最小，在积极培育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时颁布“提低、扩中”等收入政策，因为开放基础中消费基础支撑权重最低，而政策性服务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政府助力。

第四，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后期突破点在于“青海、贵州、西藏、宁夏”4个省份，因为莫兰指数的“低—低”地区便是这4个省份，即低耦合协调度地区被低耦合协调度地区所包围，而这4个省份原因较为复杂，既存在交通基础设施不便的情况，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同时还伴随着西部内陆地区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复杂的情况，因此西部地区前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内核发展起来之后，后期需要积极与这4个省份进行更多的经济交流，同时也需要政府帮扶，如首先打破“行路难”的问题，如此才能进一步遏制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极化态势。

参考文献：

[1] 张永年，潘竟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外开放度时空分异格局[J].干旱区地理，2018，41（5）：1123-1131.

[2] 斯丽娟.“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对外开放度时空演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3）：118-126.

[3] 余川江，龚勤林，李宗忠，等.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国内省域分析和国际竞争互补关系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1）：1-15.

[4] 梁双陆，梁巧玲.中国沿边开放中内陆边疆一体化效应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4）：103-111.

[5] 张文丽，张文霞，宋宜达.新格局下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5）：107-111.

[6] 刘大海，刘方正，李森.中国海洋经济全面开放水平测定与提升对策[J].区域经济评论，2018（5）：33-40.

[7] 太平，鞠波.京津对外开放的服务业空间效应与协同发展[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23（1）：60-69.

[8] 黎文勇，杨上广.对外开放、功能分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9（5）：28-36.

[9] 刘传哲，任懿.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0，39（4）：96-104.

[10] 张应武，李董林.基于动态因子分析法的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3）：123-130.

[11] 匡海波，刘天寿，刘家国，等.基于PCA-TOPSIS的自贸区开放水平测度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3）：69-79.

[12] 刁姝杰，匡海波，李泽，等.港口发展对经济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21，33（1）：54-67.

[13] Kaur M， Buttar G.A Novel Measure of Intuitionistic Fuzzy Entropy i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Problem Using TOPSIS[C].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AIP Publishing LLC， 2022（1）：5-11.

[14] Alikhani M， Moghaddam M， Moazzen F， et al.Optimum Implementation of Consumers Demand Response Programs with Considering Uncertain Generations in a Microgrid[J].Available， 2022（1）：21-22.

[15] Mohapatra S， Kumar R.A Framework for Ranking Cloud Services based on an Integrated BWM-Entropy-TOPSIS Method[M].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2.

[16] 马丽，金浩.以“一带一路”为引领 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推进民族地区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11）：163-169.

[17] 高云虹，张彦淑，杨明婕.西部大开发20年：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对比[J].区域经济评论，2020（5）：36-51.

[18] 杨耀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21（7）：145-150.

[19] 崔占峰，刘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外向型经济开放水平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新兴古典视阈的分析[J].经济问题，2020（8）：10-19.

[20] 金碚.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旷世之举[J].区域经济评论，2020（5）：16-22.

[21] 孙久文，张倩.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5）：1-8.

[22] 肖金成，马燕坤.西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5）：20-27.

[23] 邓翔，李双强，袁满.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政策效果评估——基于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1）：107-114.

[24] 张涛，廖乐焕.“两业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非线性关系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22（4）：45-57.

[25] 陈景华，陈姚，陈敏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12）：108-126.

[26] 李海龙，高德步，谢毓兰.以“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思路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6）：80-9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BMZ074）;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云南兴边富民行動实施绩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YB2019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乐焕（1974-），男，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区域经济；
张涛（1996-），男，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谢霄亭（1972-），男，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空间经济。

（收稿日期：2022-11-04  责任编辑：殷 俊）

猜你喜欢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耦合非Lipschitz条件下超前带跳倒向耦合随机微分方程的Wong-Zakai逼近数学物理学报(2022年2期)2022-04-26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探究中国市场(2016年33期)2016-10-18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商(2016年27期)2016-10-17信息化管理在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商(2016年27期)2016-10-17我国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商(2016年27期)2016-10-17对外开放对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大众理财顾问(2016年9期)2016-10-11基于“壳-固”耦合方法模拟焊接装配大型铸锻件(2015年5期)2015-12-16求解奇异摄动Volterra积分微分方程的LDG-CFEM耦合方法湖南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1期)2014-02-28非线性耦合KdV方程组的精确解济宁学院学报(2014年6期)2014-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