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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宗来:需要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李皙寅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FIND)主任。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以及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

“要从企业主体的实际运作和真实感受上去下功夫、做文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对《财经》记者表示,所有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归根结底要让企业降本增效,有获得感,能合法合规赚钱。一切的成效,要看企业是否愿意以此为基地,愿意并能够可持续地扩大生产。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本来有多种,锂电池本身最不被欧美日韩车企所看好。但是,中国通过持续且科学的产业政策,鼓励消费、完善基建、集中科研攻关,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策源地、最大的新能源消费市场,让他国车企开始效仿加入。

“这已经不是讨论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时代,要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效率。”寇宗来认为,在重大技术变革的关键期,地方政府有计划、成体系地适度靠前,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种有为政府的积极表现。在这期间,需要有科学的规范、开放包容的环境,以及亲清的政商关系,用合适的政策和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可持续地提高收益。

寇宗来强调称,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等公共资源,充当了市场中企业家和投资家的角色,有效助力当地产业发展。要扮演好这样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要有所担当;
其次,需要专业化的招商引资团队;
最后,要有格局、定力,还要有相对宽容的制度环境。

2023年2月16日,江苏常州市,在上汽时代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在安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图/新华

地方政府需要有为出击

《财经》: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期,龙头企业的带动性很显著,比如沈阳的华晨宝马、宜宾的宁德时代,由此直接串联了整个产业链,成为当地工业发展的压舱石。

寇宗来:这些企业往往会扮演产业链链主的角色。就比如在沈阳的华晨宝马,其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够导入上下游产业链,并实现融通创新。后者尤为重要,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研发,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

以宜宾在新能源产业里的转型为例,作为酒都,宜宾五粮液上缴的利税,以及强大的资源实力,其实是帮助当地跨界创新的底气来源之一。另外,在其中,一些头部企业也会乐意去投资培育新的项目、中小企业,扮演了风投的角色。

《财经》:在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在产业转型期间,站位十分靠前。

寇宗来:你所说的宜宾、合肥模式,牵扯到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企业风险投资(CVC)。和传统单纯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不同,这种由大型企业所主导的产业投资更强调把相关技术、团队与所在城市相互匹配融合,促使技术和资本高效互补。而且,相比于传统风险投资,这更能构建一套相对闭环的产业生态,其中的投资往往能够实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总量上获得收益。闭环产业生态的本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将各种外部性内化了。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FIND)主任。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以及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

《财经》:坦白说,在公众所熟知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被看做扭曲了市场的供需关系,难以让市场的手快速配置、调节资源。

寇宗来: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教材,讲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这套叙事方式里,产业政策被污名化了,说它扭曲了市场。谈及传统的产业政策,总说它是有选择性,不是公平的。事實上,哪怕是一个普适性政策,从各主体的收效来说,总是有差异性的。

几个说得上名字的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使用过不少产业政策,支持龙头型、引领性产业。等体量上来了,变成制造业强国了,就会转身成倡导自由贸易的急先锋。

在我看来,产业政策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与之相关,学界经常忽略一个要点是政府招商引资后做的大量投资及配套工程。比如,新修一条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公共政策,但如果这条路就建在某个大型重点项目附近,它更重要的角色是配套工程,是促进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觉得相对于“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更为妥当,因为这强调了要以“产业发展”为核心来理解和制定各种相关政策。

《财经》:也就是说,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时,受益主体的获得感是天然不对等的,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以往这大多被归属于公共政策。您认为,这应该被算作产业发展政策吗?

寇宗来:当然这个概念是也有边界的,它是围绕特定产业发展所做的政策配套。回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历程,借助相关配套政策,中国造就了完整的、无可比拟的产业链。

此外,在经济发展备受挑战的时刻,私人企业大多会选择减弱投资;
相比之下,对市场价格信息没那么敏感的政府,往往能够跨越周期,做一些带有长期性的项目,给了后者发展的机遇窗口。

《财经》:这对政府与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技能,拥有和承担更大的权责。

寇宗来:坦白说,在此期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等公共资源,充当了市场中企业家和投资家的角色。为了产业的健康发展,有些点是经济企业家难以解决的,比如基建、融资、人才池等等,这需要的是政治企业家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后者才能打破常规、办成事情,最终谋求到超额收益,让当地发展得更好。

要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有三点要求:其一,地方政府要有所担当;
其二,需要专业化的招商引资团队;
其三,要有格局、定力,还要有相对宽容的制度环境。

鼓励创新要容忍失败

《财经》:客观来说,投资是有赔有赚的,回报周期通常也很长,一个决策下去,在收益之前的压力很大;
如果不成功压力会更大,这会影响地方政府参与的动力。

寇宗来:过去几年,国内涌现了很多超前规划的产业新城,在规划、建设、交付运营的初期,都有批评浪费的声音。不过,其中有一些在成功导入产业后,实现了快速崛起。从个体城市来说,是有赚有赔,但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来看,一个新城的成熟与发展,总体收益往往能够覆盖和弥补其他在发育中的新城。

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唯结果导向(当然更不能不看结果)。毕竟决策要预判未来,谁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在和地方政府沟通调研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一票否决制确有存在的必要性,但要警惕被过度滥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官员过于谨小慎微。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机制体系,以相关部门在评判过程中是否尽职尽责作为判定标准。

《财经》:允许失败是孕育创新的土壤。在城市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同城市对于项目失败的接受程度不同,有的目标达成六成也能接受。当然,前提就是您说的要尽职尽责做好调研。

寇宗来:失败容忍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面对市场波动,要有所定力。必须认识到,成与败往往是需要时间才能得到答案的。比如当初的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重大波折,此前的头部企业衰落后,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市场,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就像种子一样,为下一轮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财经》:在这期间,不同政府也在竞争,引入朝阳产业、头部企业。这会不会出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寇宗来:短期内或许如此,但时间一长,这一限制就会被打破。当一个城市,在相关产业中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然出现一些不利于发展的因素。

比如地价上涨、配套政策吸引力下降,甚至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因为眼光高了,或者基于产业布局通盘考虑,而拒绝掉一些有风险的未来项目。这就让其他城市发展有了空间。所以,并不会出现所谓的赢家通吃。

《财经》:能否给出一系列的指标,让城市对应参照,提升自己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综合水平?

寇宗来:不存在可以直接复制的套路,也没什么标准答案。各个城市之间的经验各不相同,有句老话说得好,“学我者生,类我者死”,不同城市的综合禀赋、资源、文化、定位都不相同,是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对象城市经验的。

从组织来说,当然需要专业化的团队才能做专业的事情。但是,因为任何人的时间精力和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在牽涉面广、干系重大的组织决策上,必然会面临“外行领导内行”的挑战。

为应对这个挑战,做最终决策的“外行”,就必须有超越“内行”的远见和洞见。特别是相比于单一领域的专家,他需要更为广阔的思维、认知和资源整合能力,才有可能具有洞察产业发展趋势的能力。

《财经》:优化营商环境是每一个城市的口号,也成为一系列新政的依据,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效果呢?

寇宗来:很简单,就三个字——获得感。要问问企业,有没有降低运营成本?比如办事流程和周期效率高不高。换个角度看,就是企业在这种环境下能不能合法合规地、可持续地赚钱。

如果广义地看营商环境,则包括当地相关产业的配套成熟度,是否达成了产业集聚,实现了规模效应,整个上下游产业构建了一整套产业生态体系,并形成有效的贴条机制,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运转效率,提高整个链条上各个企业的竞争力。

《财经》:这需要地方政府要懂得企业,愿意真正倾听企业需求。

寇宗来: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症结点,制定真实有效的政策,让企业能够有实打实的获得感。一切都要看企业是否愿意以此为基地,愿意并能够可持续地扩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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