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体育的发展与历史价值

■章赛清 秦雅心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体育工作，开启了红色体育的先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苏区体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33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的诞生，迎来了中央苏区体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蓬勃开展的苏区体育在政治、军事、教育、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苏区政权建设、革命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启示。

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勾画的九大愿景目标之一，也是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体育强国实施纲要》的指导性蓝图。如何尽快实现这一伟大宏图，是党和政府的迫切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广大干部和党员应该不断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迪，获得力量。”［1］中央苏区体育是这部教科书的重要篇章，以史鉴今，苏区体育可以为实现这一宏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研究。

早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就有不少民主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体育的革命价值和生活价值，倡导用体育运动来对抗封建文化，并将其视为整个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共产党人对体育的一系列主张和认识，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体育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事业，发起于工人运动。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首先需要强健的体魄，诚所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2］。唤醒工人的健康意识，激发工人自觉认识到身体才是进行工人运动的本钱，积极为工人争取体育运动的个人权利，成为领导工人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改造社会的责任感，是许多城市青年和学生在接受了革命思想后的鲜明感受，可是坚忍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所必需的适应艰难环境的强健体魄，正是热血青年所缺乏的。中国共产党激励青年为担负起历史重任而进行体育锻炼，积极宣传和领导青年运动，提高了民众尤其是青年的觉悟。这一时期，体育权的收回、大型体育竞赛由国人主办、抵制教会体育等成为一种主流呼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认识农民阶级，高度重视农民运动。当时，开展农民运动面临许多困难，农村偏远闭塞，民众思想相对落后，先期培养大批骨干继而唤起民众为首选工作任务。中国共产党号召革命青年用最实用的体育形式接近农民，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与农民拉近距离、增进友谊，在强身健体的运动中唤醒和组织农民参与武装斗争。在新式体育的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体育的革命功能和作用，在体育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和革命工作，直接或间接推动实现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中央苏区和以后解放区的红色体育，便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扩展和提高。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前，是苏区体育的创建阶段。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中的军事体育就伴随战事兴起。当时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党政组织，扩大红军，收编地方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粉碎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为了适应山地游击作战的需要，党的领导人十分注重根据地军事体育训练的开展。红军不仅是战斗员，还是宣传员、教练员，因此，红军所到之处，便有体育运动的开展。1927—1928年期间，以“练武”的形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农民接受教育和训练并作为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拳术馆和武术团体相继出现；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定建立俱乐部组织，苏区群众性体育活动随之兴起；
1930年8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在休整期进行大练兵运动。截止到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央苏区体育运动已经具备良好基础，但由于革命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红军长期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游击性和流动性很强，这一时期的体育，以红军体育为主，带有较明显的游击性、地方性和自发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从此中央苏区的体育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因为前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先后成立，红军不断扩大，政权不断巩固，农业生产不断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为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相对安定的环境，因此，体育运动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的政府，人民自己当家作了主人。“一苏大”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3］，“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4］。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成了体育的主人。张爱萍在《赤色体育运动与青年》一文中指出:“我们苏维埃中国区域内，首先是因为我们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样是捣毁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垄断。由于我们自己是掌握政权的阶级，以及生活上的改善，我们为着一切可能来进行集团的赤色体育运动。”［5］1932年1月发布《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强调，要在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同年，苏区的各类学校、青年团组织多次举办体育竞赛活动，规模较大的是1932年9月4日举办的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总检阅及红军学校体育运动大会。到了1933年5月底6月初，中央苏区体育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五卅”赤色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和赤色体育委员会的诞生。“五卅”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体育盛会，其时间之长，项目之多，竞赛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很大，起着示范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成立后，代表着苏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180多名运动员加入赤色体育国际，开始担负起组织和领导全苏区体育工作的重任。

1933年8月，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促进体育运动又快又好地发展，中央红军举办第一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在出席盛大阅兵庆典后，从瑞金日夜兼程赶往举办地永丰藤田，领导和部署赛事工作。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俱乐部、列宁室等众多体育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各类体育运动如射击、投掷等得以经常性开展，呈现繁荣发展之势。

历史时空中发生的事件，需要将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当下坐标中予以审视。在社会历史视域中，苏区体育有着革命时期特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革命性

苏区体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各种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在围剿中求生存，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服务，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服务。毛泽东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7］，“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一个不可少的力量”［8］（P229）。苏区体育的动员作用十分明显，开展体育运动也成为一项政治任务。1933年的“五卅”全运会口号政治性鲜明——“开展革命战争、发展苏维埃运动，锻炼身体适应阶级斗争、培养工农兵集体精神”［9］，这是苏区体育方针革命性的集中体现。

1933年6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训令第十一号》指出:“在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当中，我们除了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勇敢而光荣地投入红军，积极而努力地参加生产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而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还要求我们工农劳苦群众练成铁一样的身体，团结像一个人一样，来担负这伟大任务。”［10］为实现这一任务，“各级教育部门，应切实领导体育运动，予以有力的帮助，使赤色体育运动大大的开展起来”［11］。1934年，在毛泽东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形成了苏区体育工作方针，即“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12］。蓬勃发展的苏区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了赛胜负，而是锻炼筋骨，组织武装群众，保卫苏维埃政权。

（二）军事性

残酷的革命战争决定苏区体育工作的军事化特征。中央苏区政府是用战争逐步巩固下来的，“用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围剿’，是一切革命任务的中心。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是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9］。苏区时期军事斗争事关全局，无论是红军体育还是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活动，都要从复杂的斗争形势出发来开展。体育赛事和军事训练的结合主要体现在项目内容方面，如超越障碍、体能训练、打靶、实弹射击、投掷、着装赛跑等。同时军事意识也在体育运动中自然地显现出来，强身健体的另一面在于应对军事突变的险峻环境，比赛场地及形式尽可能接近实战。地方运动会的主要比赛项目如劈刀、标枪、步法等一般具有军事特点，其赛事规则和要求也是尽可能依据军事标准设置。

至1933年7月，面对国民党百万敌军的“堡垒”围剿，在红军极其被动的局面下，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明确提出了“体育军事化”的口号。“体育军事化”的思想直接激发苏区广大军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对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广大红军指战员“狂热般地学习和锻炼射击、掷手榴弹和对空射击等基本动作”［13］(第三卷，P952)，他们把军事训练当作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一样对待，高涨的训练热情影响着苏区广大的军民，鼓舞着军民的斗志。经过体育军事训练，指战员有超强的耐力和体魄，红军战斗力获得很大的提高，如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战士15天奔走700里，连打五大胜仗；
红军中特等射击手与特等投弹手不断涌现，仅1933年红军学校的“八一”军事体育竞赛，就造就了三发三中的特等射击手150名，特等掷弹手180名［14］。

苏区体育军事化增强了苏区军民革命斗争意识，提升了军民体质和战斗能力，鼓舞军民斗志，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促进军民团结，有效应对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

（三）群众性

1932年，《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展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是要做战争所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健身体，锻炼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技能。”中央苏区工农群众真正实现了对体育的参与，享受体育运动的权利，成为体育的主人。

苏区体育的开展具有广泛性、全民性特点。党和苏区民主政府根据年龄层次和职业类别有针对性地组织群众性体育活动。如苏区8—14岁儿童团体育活动，各地以村为单位设立游戏场，开展打球、出操、滚铁环、叠罗汉等游戏，提高儿童体育兴趣；
16—23岁少先队体育赛事很活跃，1932年9月4日至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先队第一次总检阅”参加者共21队，688人，1933年5月少先队体育赛事在瑞金召开，五六百名代表参加；
苏区各地频繁召开慰劳士兵游艺大会、工农兵联欢大会，军队也经常邀请地方赤卫军、少先队员以及儿童团参加丰富的体育竞赛活动，广大工农群众受到影响主动投入到军事训练中来。

“在苏区内，体育运动是一天天地向前开展着。各地青年工农群众进行的——跳高啦、跳远啦、赛跑啦、游泳啦、秋千啦、篮球啦、足球啦、乒乓啦、举行运动会啦，轰轰烈烈，热热腾腾地掀动起来了，各地——在江西、在福建、在前方、在后方到处都在举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15］(P174)苏区体育走向了偏远农村，走进了劳苦大众，内容上切合群众的现实所需，形式上采取群众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方式进行。在体育运动项目上由简单到多样，除军事体育、大众体育锻炼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地方特色运动；
在体育场地、体育用具等方面更体现出群众智慧，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克服苏区经济封锁和财政困难，因时、因人、因陋就简办体育。

服务于民的苏区体育融洽了军民感情，促进了军民关系发展，使普通劳苦大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了更新的认识，培养了革命自觉性。

苏区体育运动既有其时代特征，亦展现出独特的历史价值。这些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政治价值

中华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人民，其宗旨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的痛痒，处处为群众着想”［13］(第一卷，P138)，其根本任务是“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13］(第一卷，P139)。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16］(P392-393)。毛泽东强调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体现工农当家作主、自己管理国家的原则。鲜明的民主政治意识决定着苏区体育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方向。

1933年5月第一届“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进行，其目的是为了“检阅自己的力量，向敌人作总示威”［17］；
1933年8月全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在永丰县藤田举行，周恩来总结运动会的经验指出，“革命战争需要体育事业，体育必须军事化。我们的体育不是赛胜负，而是锻炼红军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政权”［18］。苏区体育使苏区军民更加坚定追求自由解放、永远跟党走的政治信仰，树立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1932年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游艺体育运动比赛大会在长汀县南寨广场举办，是一场群众性体育运动和竞技性体育比赛，而1933年在宁都开展的“八一”江西省赤色体育运动会则是全江西工农劳苦群众的赤色体育运动。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远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19］(P331)，“到处都在举行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20］。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央苏区的劳苦大众真正享受到体育的权利，获得精神的自由，而群众性体育活动逐步唤醒劳苦大众渴望独立自由的思想觉悟和增强体质、振奋精神的意识，提高了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

（二）经济价值

中共创立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南、闽西地区，地势偏僻，山地纵横，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和封锁，战事频繁的苏区物资非常紧缺，苏区军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药品等严重不足。毛泽东指出，“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13］(第一卷，P120)，“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13］(第一卷，P131)。对于处在战争中的苏区来说，农业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障对军民的给养，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提供可靠的保证。

一定意义上，苏区体育实践对当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苏区劳苦大众响应号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体育赛事，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农业劳动能力增强，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由于大量劳动力参加红军，农村的青壮年逐渐减少，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她们一方面参加苏区体育运动，争取思想解放的同时，体格得到锻炼，更能适应当时艰苦的农业生产环境，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妇女发扬顽强奋斗的体育精神，克服困难，掌握劳动技术和本领，参与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苏区经济建设。

苏区广大干部带头进行体育锻炼，结合劳动大生产，因地制宜开展体育运动，组织劳动竞赛，总结生产经验，激发群众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军队给养得到补充，红色政权得以巩固。

（三）文化价值

开展体育运动是中央苏区整个文化教育工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苏区在艰苦的斗争中高度重视体育运动，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运动会。当时的体育运动会“设备简陋，生活艰苦，奖品简单，富有教育意义”［15］（P171-172），与物质上的匮乏相比较，运动会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却是丰富的，其呈现方式主要包括体育文艺和体育文学两大类，其中，体育文艺以运动会会歌等为代表，体育文学以体育报刊新闻等为代表。

为了活跃和鼓动气氛，运动会上演唱会歌成为当时常见的文化宣传形式。如1934年为纪念“三一八”举行全军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明确将唱运动大会会歌列入运动竞赛项目之中，其歌词内容也与体育活动的目的紧密结合。除唱会歌外，唱革命歌曲是另一种体育文化形式。在中央苏区，体育锻炼巧妙融入革命歌曲，如《跑步歌》歌词简洁，朗朗上口，且富有革命性，让儿童在跑步中既锻炼了身体，又受到良好的革命熏陶。另外借用诗词形式来进行体育宣传，也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如《少队体操歌》诗词趣味性强，又不乏革命性。

中央苏区体育文化繁荣发展还表现在新闻出版方面。在众多的中央苏区体育媒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报刊有《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其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到1935年1月21日，共出版264期［21］。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体育运动会筹备会给全国工农群众的电文（通告）和运动会的闭幕式、江西“八一”体育运动会布告，以及中央苏区少先队第一次总检阅等重要文章都刊登在《红色中华》显眼的位置上，格外引人注目，影响很大。《青年实话》作为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是联系革命青年的纽带，是青年的知心朋友，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其发行最多时达2.8万份。《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先后开辟了体育专栏——“体育栏”和“赤色体育栏”，广泛宣传、报道苏区体育赛事和一切体育消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徐特立、张爱萍、杨尚昆、邓发、康克清等是中央苏区体育宣传工作的主角，他们为中央苏区体育工作总结经验，撰写文章，深入浅出地宣传中央苏区体育运动的赛事活动、作用意义及体育精神，同时培养和带动了一批中央苏区体育宣传骨干，成为中央苏区体育文化宣传的主力军。

体育的意义不只是运动本身，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央苏区体育运动为苏区军民创造了丰富的体育精神文化，被赋予渴望解放、向往光明、军民团结的情感内涵，成为艰苦的革命年代里贫苦大众的精神寄托，也极大地激发了军民斗志，促进了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好转。

时至今日，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对于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坚持体育事业的群众性

中央苏区体育的群众性、大众化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路线的集中体现。苏区体育是苏区劳苦大众自己的体育，群众是体育的主体，苏区体育也具有明确的服务指向，服务革命中心、服务人民需要是其历史使命。新时代“人民至上”理念深得人心，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执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集中体现。具体到当代体育领域，就是要坚持“体育为民”宗旨，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当前，国家全面加强群众体育工作，将资源更多投向群众体育领域，将体育运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重视规划设计，加大了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无论是街道、社区、乡村集镇，还是新建居住区、公共活动场所等，按规划配备了相应健身器材等设施，完善配套建设。另一方面推动健身活动全民化、特色化，全民健身项目、内容丰富多样，如“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节”“职工运动会”，跑步、散步、登山、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门球，健美操、广场舞、交谊舞、门球等，休闲体育、时尚体育、娱乐体育成为一种常态。再者营造终身健身氛围，弘扬体育健身文化。充分利用社区活动中心、文旅体育中心、运动公园等场所，通过举办群众赛事和网络新媒体宣传等方式，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知识，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群众体育文化建设。

新时代，人们仍要努力健身，积极投身群众体育运动，不断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形成群众体育强国，以有效保障“健康中国2030”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发挥体育的政治、经济价值

中央苏区体育旨在提高苏区军民的身体素质和战斗本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围剿”，发展和壮大力量，巩固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的苏区体育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进行的，有着明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现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发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体育建设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22］，并就体育强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要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深刻分析实现新时代体育强国梦的历史使命。这些重要论述将苏区体育政治服务指向和苏区体育精神与当今价值追求科学地统一起来，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体育工作理念的延续和发展。

社会经济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体育产业则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苏区体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了劳动群众的体力和精力，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障了军需和生活物资供给，党的体育经济意识得以充分体现。当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育产业化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的增加，需要加快推进体育产业升级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步伐，带动交通、通讯、物流、饮食、商场等服务业的发展；
打破传统体育发展模式，运用5G技术、“互联网+”，加强体育与教育、娱乐、旅游、传媒、医疗保健等各行业的融合，统筹整合产业资源，升级体育产业链条，实现体育带动效应、辐射效应和经济效应。

（三）营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

苏区体育运动使苏区军民形成了坚定必胜信念、追求独立解放、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和遵规守纪、发扬团队精神的价值观，这些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体育文化内涵，是宝贵的社会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聚焦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更应弘扬苏区体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彰显红色体育精神，振奋中国力量。

积极营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原动力，是文化自信思想的体现。新时代的体育文化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文化需求日益增强，体育文化建设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差距，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求为目标，推动体育文化繁荣发展。要大力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引导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要丰富体育赛事和运动项目文化内涵，彰显体育运动精神；
要搭建体育文化展示平台，推陈出新体育文化产品；
要积极打造全民健身文化体系，各运动场馆、社区、街道、村镇等行业部门，以体育活动为载体，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体育宣传和教育，传递正能量，形成全民体育健身共识，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是人民大众的体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军事性和教育性，从中央苏区时期到陕甘宁边区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方针、政策和路线前后保持着密切的连贯性，各个时期的体育工作方针、体育精神和内容是一致的，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体育体系。

中央苏区体育运动在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具有深远意义。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奋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我们应借鉴中央苏区体育历史经验，弘扬和传承苏区体育精神，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更好地推动我国当代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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