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罡 王麒凯
(大连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外贸、外宣、文化等领域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激增。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截至目前，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授权点已达313所大学，全国MTI累计招生7万余人，毕业生约5万人(中国翻译协会，2021)。而随着MTI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区域性缺失、结构性冗余、垂直领域渗透弱等问题逐渐显现(穆雷，2020)。此外，翻译在中国仍是一门新兴学科，市场对高素质翻译人才的需求仍十分迫切(赵觅、王林海，2020)，故进一步提高MTI培养质量成为我国翻译人才培养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
随着社会对翻译行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MTI专业吸引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跨专业报考。在一份针对MTI发展状况的调查中，215名随机受访MTI学生中就有47名为跨专业学生，约占21.9%(隗雪燕、曹馨予，2021)。在接受专业训练后，这些学生将具备知识集成、能力复合、素养全面的特质，与当今社会及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多元化趋势接轨(武光军，2011)。但跨专业翻译硕士学生本科阶段并非外语专业，对相关领域了解不足；
部分培养单位并未针对此类学生开设衔接性课程(苗亚男，2016)，导致这类学生入学后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甚至在整体上会影响MTI培养质量。
鉴于此，了解跨专业MTI学生所面临的困境并形成有效对策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但可以满足跨专业MTI学生群体的需求，也有利于优化MTI培养方案、完善MTI课程体系、提高MTI研究生培养质量，实现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但至今学界对跨专业MTI学生群体关注不够，鲜有学者对跨专业MTI学生的就读体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探究。笔者首先以“跨专业硕士”为篇关摘检索词检索到50篇相关论文，但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其他专业学生，几乎没有涉及MTI群体，且相关普适性研究垂直渗透弱，不能反映MTI学生群体的真实情况；
再以“跨专业翻译硕士”为主题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检索，仅得到2篇相关论文；
由此，本研究将聚焦跨专业MTI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困境，探讨解决对策，以期为改善MTI专业课程规划，提升MTI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本研究将以扎根理论为指导，具体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跨专业MTI硕士生会遇到哪些困境？
(2)MTI院校如何完善培养模式以帮助该类学生摆脱困境？
第一，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研究开始前未作理论假设，而是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数据中归纳总结，最后上升到理论(陈向明，2000)。此方法注重数据资料背后隐藏的逻辑，而非带着既定逻辑去验证，与本研究相吻合，有利于深入研究跨专业MTI群体。
第二，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开放式一对一访谈资料。研究者除对跨专业MTI学生进行访谈外，同时选择曾经指导过或正在指导跨专业MTI学生的硕士生导师作为访谈对象(见表1)。共有32人参与访谈，为方便统计将他们分成四类：A类为尚未修完MTI课程的在读跨专业MTI学生，共11人；
B类为已修完MTI所有课程的在读跨专业MTI学生，共11人；
C类为已毕业的跨专业MTI学生，共6人;D类为参与的访谈的导师，共4人。其中，A类人群中有7人就读于辽宁省某211高校，4人分别就读于其他两所高校；
B类人群中有5人就读于辽宁省某211高校，6人分别就读于其他两所高校；
C类人群中有4人毕业于辽宁省某211高校，2人毕业于其他一所高校；
D类人群全部来自辽宁省某211高校。在以上所有研究对象中，研究者随机抽取9名访谈对象的数据，用于后续研究中的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第一，针对28名跨专业MTI学生，根据其所处阶段的不同，访谈主要围绕阐述自身情况、求学或求职过程中的遇到的困境以及对MTI课程设置的建议三个方面进行。
第二，针对4名硕士生导师，访谈主要围绕他们对跨专业MTI学生的看法、个人相关教学经验及对翻译硕士课程设置的建议三个方面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30-40分钟，并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保护受访者隐私。
扎根理论方法主要包含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通过三重编码，研究者将原始访谈资料分解并重组，从而达到提炼与归纳的目的。
开放式编码是将所有原始资料打散，分别赋予概念，最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陈向明，1999)。本研究对22个研究对象的访谈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并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经过多次比对、整合与归纳，本次研究共提炼出45个初始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初始概念整合压缩为12个初始范畴，即语言技能不足、不适应培养模式、与预期存在偏差、难以提升个人实力、针对性培训不足/缺失、实习/就业培训不足/缺失、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基础学术能力不足、求职受限、不了解行业状况、多领域翻译能力不平衡和工作受影响(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续表)
主轴编码是通过演绎和归纳，通过不断比较，将近似编码串联在一起的研究过程(Corbin & Strauss, 2014)。笔者将开放式编码获得的12个范畴进行归纳，最后形成5个主范畴，即相关专业能力不足、相关培训缺失、求职/工作受影响、个人发展迷茫、新领域适应不佳(详见表3)。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与整合，从主、子范畴中发展出核心范畴。核心范畴具有统领性，能将大部分结果囊括在相对宽泛的范围内(陈向明，1999)。笔者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专业能力不足、相关培训缺失、求职/工作受影响、个人发展迷茫和新领域适应性不佳5个主范畴之间的关联进行反复研究与分析，将核心范畴确定为“跨专业学生困境”。
本研究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第一，确定核心范畴为“跨专业学生困境”；
第二，“相关专业能力不足”“相关培训缺失”“求职/工作受影响”“个人发展迷茫”和“新领域适应性不佳”这五个主范畴共同组成了“跨专业学生困境”这一核心范畴；
第三，“相关专业能力不足”及“个人发展迷茫”两个主范畴影响“求职/工作受影响”和“跨专业学生困境”之间关系的强度；
第四，“相关培训缺失”影响“求职/工作受影响”“相关专业能力不足”和“个人发展迷茫”与“跨专业学生困境”之间关系的强度；
第五，“相关专业能力不足”和“相关培训缺失”，共同反映了核心素质问题(即因多方面原因，翻译硕士生核心能力及素质遇到瓶颈或陷入困境)，影响由“求职/工作受影响”和“个人发展迷茫”组成的“未来发展问题”与“跨专业学生困境”之间关系的强度。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跨专业翻译硕士生困境构成模型，详见图1。
图1 跨专业翻译硕士学生困境构成模型
理论饱和指在新增加的样本中，不能再发展出新的概念与范畴，也不能产生新的理论(Pandit, 1996)。本次研究对预留的9名研究对象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来检验理论饱和度。以B01为例，第一，B01在读研期间发现和语言学出身的同学相比，自己几乎没有接触过语言学方向的知识(语言学基础薄弱)，导致在阅读文献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查阅语言学相关术语；
第二，B01自身没有专八证书，据本人口述，一些单位在实习的时候会直接略过B01的简历(专八证书缺失影响求职)；
第三，B01认为实践课程过少，就算加上自己平时在外做的项目，自己的练习量仍然不足(总训练量不足)；
第四，B01认为一个学期的课程非常短暂，自己的理论没有学得扎实(学习时长不足)；
第五，B01认为和自己最初入学时期的预期相比，课堂中针对理论的学习要多一些，实践学习要少一些(实际学习内容与预期出现偏差)。笔者按照以上方法，将剩余的8名研究对象逐一进行饱和度检验，结果没有在以上编码分析之外形成任何新的范畴与概念，由此可见，上述模型达到了饱和状态。
通过上文可知，该模型可以有效反映跨专业翻译硕士生所遇到的困境，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以下将对这些困境进行阐释和分析。
第一，根据研究结果显示，跨专业MTI学生所面临的核心素质困境包括相关专业能力不足和相关培训缺失两类问题。其中，相关专业能力不足包括语言技能不足、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基础学术能力不足、多领域翻译能力不平衡四类问题；
相关培训缺失包括针对性培训不足/缺失、实习/就业培训不足/缺失两类问题。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听力在口译课的时候真的会暴露无遗”，“有的时候老师讲十句话，我可能只能听懂五句，另一半是完全听不懂的”；
还有的受访者表示“学校设置的实践课程太少了，有的时候我拿不到资源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第二，在28位学生访谈对象中，反映自身某种能力不足的人数达24人，约占学生访谈对象总数的85.7%，而反映某类培训课程缺失的人数达20人，约占学生访谈对象总数的71.4%。这表明核心素质困境在跨专业MTI学生中是广泛存在的。
第三，核心素质困境会直接影响未来发展困境出现的频率，从而间接导致跨专业MTI学生困境的出现。根据访谈资料显示，在反映核心素质困境的人群中，有15人(约68.2%)表示由于自身核心素质薄弱，引发或加剧了未来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我一直都不太知道以后能干什么，或者说是未来就业方向是什么，我们平时这方面的介绍太少了”，从而导致在该受访者“参加招聘会或是网上投简历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毫无目标”；
还有的受访者表示“有些课程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足甚至说是缺失的”，从而导致该受访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接触这方面知识，怎么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综上，对跨专业MTI学生的基础能力进行查漏补缺、完善相关课程设置是当务之急。
第一，根据研究结果显示，跨专业MTI学生的未来发展困境包括求职/工作受影响和个人发展迷茫两类问题。其中，求职/工作受影响包括求职受限和工作受影响两类问题；
个人发展迷茫包括难以提升个人能力和不了解行业状况两类问题。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我一直还是挺想去学校当老师的，但是考不了专八证，公立学校基本上就与我无缘了”；
还有的受访者表示，“像翻译岗位，哪些岗位需要做什么，我是完全不清楚的，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
第二，访谈结果显示，在28名学生访谈对象中，有10人表示自己曾遇到过求职/工作受影响的问题，约占总学生人数的35.7%；
有7人表示自己遇到了个人发展迷茫的问题，占总学生人数的25%。该项数据表明虽然遇到未来发展困境的总人数占比并不高，但该问题仍然不可忽视。
第一，根据研究结果显示，跨专业MTI学生遇到的新领域适应不佳困境包括不适应培养模式和与预期存在偏差两类问题。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老师上课的这种模式，有可能是因为和本科时候授课的节奏不太一样”；
还有的受访者表示，“选修的一些课程和我想象中的有很大差别”。
第二，根据访谈资料显示，在28名学生访谈对象中，有12人表示自己曾遇到过不适应培养模式的问题，约占总学生人数的42.9%；
有15人表示自己遇到过与预期存在偏差的问题，约占学生人数的53.6%。这表明新领域适应不佳的困境同样不可忽视。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已知本科为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有10人，这10人中有9人表示自己遇到了不适应培养模式的问题，8人表示自己遇到了与预期存在偏差的问题，即几乎所有已知的理工科出身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存在着新领域适应不佳的问题。例如本科为土木工程的B10表示，自己很难从“自然科学思维转换为人文社科思维”，从而导致自己在上某些课的时候“感觉很难去理解那些抽象的知识，有时甚至会产生厌倦的心理”。
基于一对一开放式访谈及其结果分析，本研究对帮助跨专业MTI学生摆脱困境提出如下对策，以期整体推动MTI研究生教育发展。
通过对本次访谈进行分析得出，跨专业MTI学生普遍存在基础薄弱、相关培训缺失等核心素质问题，该类问题不仅出现频率高，甚至会进一步导致学生自身未来发展受影响。基于此，培养单位可以(1)开设相应基础能力培训课程，夯实该类学生的专业素养；
(2)允许MTI学生选修其它外语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加深汉—外语言特色、文化差异的理解，从而提升翻译能力；
(3)为跨专业MTI学生提供入学前预科班，夯实学术素养；
(4)鼓励学生参加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以赛代练，切实提升翻译实践能力，以更好地融入到MTI人才培养体系中。
根据访谈资料显示，许多受访者反映相关课程缺失、课程深度不够，这导致跨专业MTI学生无法提升自身在交叉领域内的综合素质。基于此，培养单位可以(1)结合自身学科优势，聘请相关跨领域专家，开展更多交叉领域课程；
(2)鼓励跨专业学生攻读双硕士学位，结合自身优势，实现多学科、跨学科全面发展；
(3) 结合相关办学特色，提高特定垂直领域的渗透度，让学生加深对某一领域的认识，以期提升垂直领域翻译能力。
MTI教学应紧密联系翻译产业，确定以现代产业化为主导方针(杨朝军，2012)。而根据访谈资料显示，部分受访者反映自身对翻译行业不了解，难以提升自身的行业适应能力及业界所需的专业能力。基于此类问题，培养单位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积极联系相关实习单位或本校优秀毕业生，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行业导师机制。在此基础上，培养单位应设置相应的考核机制和反馈机制，加强师生双方沟通效率，并开设相关就业培训课或行业介绍讲座。
本研究总结出跨专业MTI学生主要面临相关专业能力不足、相关培训缺失、求职/工作受影响、个人发展迷茫、新领域适应不佳五种困境，同时基于模型对五大类困境进行了归纳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本研究为其他学者深入分析跨专业MTI学生群体，探究如何提高MTI整体培养质量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虽采取一对一深度访谈的形式，覆盖多种人群，但只调研了国内共计32名跨专业MTI学生及硕士生导师，且仅覆盖3所MTI培养高校，故样本数据不够广泛；
参与实验的学生包括在读及毕业两类。虽然在数据收集、分析、编码的过程中未能观测到二者对就业问题的反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能干扰数据分析。今后的研究可着重于提升样本容量及覆盖面，同时也可聚焦于已毕业跨专业MTI学生与在读学生之间的差异，以此进一步探究跨专业MTI学生遇到的困境及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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