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木竹家具组合分析

戎 晓 霍 媛

(1 西北大学 西安 710127；

2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5)

中国古代家具多以木、竹为制作原料，一般分为坐具、凭具、卧具、承具、架具、屏具、庋具7大类。传统家具之间的组合现象常出现在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的4类家具中：坐具、凭具、卧具与承具。这种组合现象一方面表现在古代工匠在传统家具型制的基础上，或将不同家具的功能特点相结合，或对西方外来家具造型、功能与设计理念的承袭与借鉴，并以此组合成一种新式家具；
另一方面则是使用者根据单体家具体量与功能的不断嬗变，在起居生活中对家具之间配合使用情况的调整与改进。

1.1 单体家具间的组合

凭几与椅是与人们生活最为密切的单体家具，在椅的演化过程中，或组合、或保留了凭几、胡床等不同家具的型制结构与功能特征。在席地坐时期，凭几种类丰富、造型多变。先秦至两汉时期，凭几几面平直或中间为凹，多为二足，如在《北齐校书图》中一仕女所捧的黑漆直形凭几(图1左)；
至魏晋以后，开始流行三足凭几，几面呈弧状，如安徽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墓出土的黑漆三足几(图1右)。直面两足几与弧状三足几一直延续到隋唐，与椅的出现时期相重合。

图1 古代凭几造型Fig.1 Shapes of ancient leaned table

在唐代，椅有“倚子”“椅床”[1]等不同称呼。“倚”也是椅子最早的写法，由字义可知，椅子的出现不仅与“依靠”的功能密不可分，也与以依靠作用为主的凭具有着直接的联系。唐代的椅子在结构上可分为2个部分：下部结构和上部结构。椅的下部结构，由坐面与腿足构成，主要有坐凳、胡床(交椅)2种功能类型；
椅的上部结构则保留了凭几的主要形制与功能。

椅子出现后，原有坐具中的席榻并没有被椅子所替代，而仍然以原有的坐具形制保留下来，尤其在佛教家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宋画《六尊者像》所示(图2)，“第三拔纳拔西尊者”盘膝坐于竹椅之中，竹椅宽大的座面与家具的下半部分其型制、功能与坐塌十分接近，体现了家具之间功能的组合重构。

图2 《六尊者像》中的竹椅Fig.2 Bamboo chair in “Six Portraits of the Buddha”

“扶手椅”与“圈椅”是由不同家具通过造型组合而发展来的典型代表。如宋代刘松年的画作《罗汉图》中的扶手椅，便是坐凳与直形凭几的结合。曲形凭几与坐凳结合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如在五代时期周文矩的画作《宫中图卷》中绘有1张圈椅(图3)，圈椅中包涵了曲形凭几的大致样式，圈椅的扶手与靠背由一根整木构成，后背有适于仰靠的特殊结构，而环形扶手与座面的连接则以竖条立木作为支撑。

图3 《宫中图卷》中的圈椅Fig.3 Round-backed armchair in the “Palace painting”

体现家具间造型组合的另一典型代表是“交椅”(图4左)，它是“胡床”“凭几”相结合的高体坐具。交椅下半部分的折叠结构源于胡床，即腿足做成十字相交的结构，在交点处安装转轴和铰链，所谓“以十字交之，剜中令虚”[2]，使交椅既具有轻便易携带的特点，也弥补了胡床久坐而无所依靠的缺憾，成为中国古代家具的经典造型。在北宋画作《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就有这样一把交椅，在宋代市井生活中也常常出现。达官贵人出游时也颇爱随行携带这种椅子，如宋代画作《春游晚归图》中的交椅，即宋代时期的“太师椅”(图4右)。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卷下记载：“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又云：“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四十柄……遂号太师样。”[3]

图4 胡床(左)与《春游晚归图》中的太师椅(右)结构对比Fig.4 The struc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ampstool (left) and the old-fashioned wooden arm chair(right) in the “Painting of spring journey and late return”

从坐具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坐具形制的改变不只是全然“西化”、单纯学习外来文化中椅的形制，更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家具自身的设计特点与造物理念。

1.2 单体家具与建筑的组合

古代家具的组合也体现在家具与建筑结构的组合上，其典型代表是家具与建筑中栏杆的组合。在中国古代，栏杆也被称为阑干、构阑、勾阑，是桥梁和建筑上的安全设施。栏杆具有分隔、导向的作用，使被分割区域边界清晰。在古代诗词中有关于栏杆的诗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倚遍栏干”等，反映出栏杆是中国建筑中的经典元素。家具与栏杆的组合流行于魏晋至唐宋时期，此时家具正处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的发展时期，不仅大量融合了外来家具的设计理念，亦与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结构钩联互促，呈现出别样的家具变化，其中对坐具、卧具、承具等的影响极深。

1) 坐具与栏杆组合。在山东青州地区出土的北齐线刻石画中有这样的景象：行进中的白象背上驮着一个有栏杆的方座，其上有佛教中象征转世的莲瓣造型。中唐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的《文殊·普贤变》也有坐具与栏杆的组合，壁画的中心是白象驮着的普贤大士，普贤坐具的座面四周即带有围栏(图5)。在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家具中也有具围栏的朱漆靠背椅。但在唐以后栏杆椅结构的坐具并没有流传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形状如鹅颈一般的凭栏，如宋画《梧荫清暇图》中主人坐具上的栏杆结构。

图5 《文殊·普贤变》壁画中带栏杆的坐具Fig.5 The seat with railings in the mural “The Change of Manjusri Samantabhadra”

2) 卧具与栏杆组合。围栏床最早见于辽、金墓葬中，在内蒙古解放营子辽代墓中出土了箱式结构的榻与三面围栏结合的栏杆式床，其用材与结构款样具有唐代遗风。在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中也出土了栏杆式床(图6)，其床为柱式腿足与三面围栏结合，在柱式腿足上运用了宋代家具中常用的插肩榫结构。

图6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围栏床Fig.6 The fenced bed unearthed from Yan Deyuan’s tomb of Jin Dynasty in Datong, Shanxi Province

3) 承具与栏杆组合。这种组合方式最早见于唐代的绘画中。辽代文化深受唐的影响，因此辽代壁画中也出现了有具栏杆的承具。在唐代阎立本绘制的《竹林五君图》中，画面的一角有一个高束腰桌，桌面上即围绕一圈栏杆。此外，在辽墓壁画中桌的风格多为腿足部分平切着地，也有带栏杆的桌子，用材粗大。河北宣化下八里的辽代壁画墓群中的4号韩师训墓，在其壁画中有备茶的方桌(图7)，桌面板下2个横枨距离很近，桌面上有栏杆式的围挡，且每边围挡各有4个望柱。

图7 《备茶图》中的具有栏杆的桌子Fig.7 The table with railings in the “Painting of preparing tea”

佛教在将栏杆从建筑领域引入家具设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具中的围栏式结构与佛教中的莲瓣、白象等象征佛祖的图像元素密切相关。如隋唐时期壁画中的坐具与宋代绘画中带有围栏的承具等都与佛教活动密切相连。但随着时间推进，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结构或纹样逐渐在使用中退化，有的结构衍化为传统家具中的经典结构，而栏杆样式则在元明时期逐渐消失。

不同家具间的陈设方式与起居方式密切相关。在席地坐时期，由于坐姿中跽坐对人体的限制，适宜坐于席、榻等形制的坐具上，其他家具围绕坐具而放置。这一时期的坐具没有供人依靠的结构，因此凭具对于起居方式有很大帮助。在垂足坐时期，带有依靠凭抚结构的坐椅逐渐普及，凭几在家具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凭几、坐具的发展演变不仅反映了从席地坐时期到垂足坐时期家具的变化，更反映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起居方式的发展。

2.1 以坐具为中心的家具组合方式

席地坐时期的家具组合多是以坐具为中心，其他家具配合坐具而使用。在日常起居中较为完整的家具组合形式是在以榻为主的“坐具”上放置凭具，然后在榻前摆放承具，榻后设立屏风。庋具与架具的使用根据特定场景而定，比如在《女史箴图》的梳妆场景中，箱盒等庋具就放置在地上。在秦汉时期，家具组合还包括凭几、屏风、桌案、帷帐等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比如，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的壁画中，就有以坐具席为中心、席前放置栅足案、席后承置屏风配合使用的场景；
在洛阳朱村东汉墓壁画中也有墓主人坐席上、席前置案、案的后面放置帷帐的场景。

南京象山晋代七号墓，其墓中随葬品的陈设模拟了主人生前的起居方式，保留有当时家具的使用场景(图8)。墓中陶榻(62)造型为长方形，出土时榻面上的中心位置放置着一个曲面孤星形的凭几(63)，后面搁置陶盘(67)与陶耳杯(68)，陶凭几的侧端有一瓷唾壶(64)，瓷香薰(65)就在凭几与唾壶的侧前方摆放，凭几前面有一陶砚(66)被挡在接近于榻边缘的位置；
再往外，陶洗(69)与铜方薰(71)放置在榻的前方[4]。可见，榻上的器物布置反映了当时的饮食与书写的活动情景。除洗与香薰以外的所有器具，都放置在了榻面之上，显示了席地坐时期的榻在起居中的多功能性。在席地坐时期，家具之间的组合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榻为中心的陈设体系，坐具与承具、屏具、帷帐之间根据场景需要产生了灵活多变的组合。

图8 南京象山七号墓中的家具布局(局部)Fig.8 The layout of furniture in tomb No. 7 of Xiangshan, Nanjing (part)

承具结构的发展改变了其与其他家具的组合方式，也使得榻的形态不再稳定不变。如在莫高窟第103窟的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维摩诘所使用的承具、坐具、屏具、帷帐的家具组合形制，应是当时家具之间常见的组合形式，榻与帷帐的组合体现了家具陈设在转变时期的家具组合方式。

2.2 以承具为中心的家具组合方式

自垂足坐时期以后，生活起居中虽然还在使用榻，但家具的主流已经转为依靠舒适、轻便、适合垂足坐的坐椅。坐椅结合了坐具与凭具2种家具的造型，在舒适度上有了较大提高。此外，坐椅用材简便，榫卯结构使其更加稳固，而且坐椅较榻在使用上更为独立，不需要额外增添凭具辅助人的坐卧。坐椅的发展虽然推动了人们生活起居便捷的进程，但也因此失去了在家具中的中心地位，坐具不再是体量最大的家具，而承具的地位则显得日益突出。南宋马公显的画作《药山李翱问答图》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药山李翱问答图》(图9)中，一老僧右手伸展，左手扶椅，姿态夸张，竹椅的稳固与兼顾坐、靠、依的功能优势尽显，且可以随意搁置在室外环境中，这种便捷性也是卧榻无法给予的；
同时能明显看出竹椅靠背几乎与使用者头顶持平，用料粗硕且高大，但对比老僧与前来交流的文人之间横亘的宽硕石桌，便显得小而旁落，似乎画中的故事均是围绕这张摆有经箱的石桌展开。

图9 《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家具布局Fig.9 The layout of furniture in the “Painting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of Li Ao and Yaoshan”

宋代以后，合餐制在生活中已普遍实行，承具与席地时期相比需要承载更多的器具，体积也在不断增大。有些大型坐具虽然还有保留，比如榻仍在使用，但坐具主体开始向小型坐具如坐墩、坐椅方向发展，出现了小型坐具围绕着承具摆放的现象。如在北宋《文会图》中(图10)，主宾围坐在竹藤矮墩上，于摆满珍馐的大方型食案前畅谈寒暄，以承具为中心的家具组合方式一览无遗。

图10 《文会图》中的家具布局Fig.10 The layout of furniture in the “Painting of literati gathering”

中国古代木、竹家具的组合既包括不同形态的家具组合成一种新型家具的情况，也包括在起居方式中家具之间配合使用的情况。在研究过程中能够窥见古代工匠在家具设计思路上的包容兼济与扬长避短，在接纳西方外来家具设计理念的同时，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家具形制，无论对于当前的理论研究工作者亦或设计师都能够起到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研究古代家具的组合也将有助于拓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为研究中国古代家具摆放以及家具形制变化的演变过程提供更具综合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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