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颐
程颐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在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生活在北宋中期，思想开放但价值失序，内外因缘下国家、社会、民族、文化、人生形成种种矛盾与冲突交织杂糅，怀着化解冲突、应对危机的使命意识，以及理论创新、以正道统的担当意识，程颐通过注解《周易》构建自己的新思想，实现了儒家文化的传承融合开新，奠定了其后近千年的哲学思想底色，其治学范式辟创并弘扬了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模式，虽然其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视野下的糟粕性，对于我们当前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与当代文明的碰撞形势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启示意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在理论层面的要求和反映，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是在回应大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钱穆先生讲：“中国并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历代思想家特别是儒门学者，主要为士大夫群体，与政治、社会关系尤为密切，其哲学思想是他们对于时代问题的集中思考，带有深刻的时代以及个人烙印。”(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首先，日益沉重的政治危机与文人治国的历史机遇。唐末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长期混战，儒家伦理纲常日渐沦丧，既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削弱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北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但与汉唐相比，虽然体制上完成了中央集权，但在思想上、伦理上、价值上还远未达成秩序共识，政治层面的统一要求精神层面的统一，而社会层面呼唤重塑理想信仰体系。赵匡胤以兵变登上皇位，有鉴于军事割据与武将篡权的切身体会，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从官制、兵制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重用文臣、控制武将，为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宋朝高度重视科举取士，优待儒生文官，选拔大量儒生源源不断进入体制内，在政治、社会、军事各个领域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科举取士的示范效应和鼓励私学的宽松政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
其次，价值伦常失序与政治社会的双重诉求呼唤新思想。在隋唐五代社会，受佛老思想挑战以及政治动荡不安的影响，儒家伦理纲常日渐沦丧，既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削弱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以及唐末五代的动乱分裂，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已被摧毁，社会处于缺乏共识的割裂状态。儒学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正统地位虽未变化，但是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指导不足，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传统“建功立业”思想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精神依托，无法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士人难以从儒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价值和意义。而伴随宋代经济蓬勃发展而形成的巨大市民社会，儒家思想对于普通百姓在人间社会如何生存等精神层面的问题，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回应。所以，对于北宋的士大夫而言，重建起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等形而上信仰系统与形而下的实践系统，为儒家思想找到形而上学的依据，提供更新、更有力的解释框架，并将思想触角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到普通民众，便成为了历史性的命题。
第三，儒释道三教激荡冲突与并存融合。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学根基是最为深厚的，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得到空前强化，汉代思想家把儒家经典与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黄老学说整合在一起，建立了经学，打造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宇宙论思想体系。儒学由汉代“独尊”直至北宋初期，一直在走向衰落，其中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受到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思想的冲击和挑战之外，和时代环境以及自身的哲学体系都有关系。儒学自开创以来偏重于政治、道德等问题的阐发，主要讲“是什么”，没有讲清“为什么”，对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比较匮乏，缺乏哲学本体论依据，而进入汉唐，经学的章句化和谶纬思想的高度政治化，更使儒学丧失了源流之正，失去了本来具有的高远追求和现实关怀相统一的基本精神。
宋代学者对儒学危机的体认有着深刻共识，他们在对儒学危机的反思中，开始审视儒学自身的理论系统，从庆历新政开始，范仲淹、欧阳修、李觏、胡瑗、孙复、石介等思想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上承孔孟，重回经典，从儒家经典中发掘思想资源，同时一改汉唐时期治经之法和因循守旧之学风，试图摆脱以章句解经的束缚，以阐发义理为重点，以吸取性的方式从内在思维理路上融汇佛老两家的智慧，为儒学伦理寻找形上依据。
在儒学新思想的建构过程中，程颐等儒学家经历过漫长的摸索，已经觉察到从政治、经济、伦理层面批判佛老思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儒学衰落的状况，必须在天道性命层面重构儒学的精神家园，融通天人为一体，实现儒家伦理本体化，才能有效抵御佛老思想的冲击，所以，北宋学者治学方向和理论兴趣已经转而从理论思维的“本然之全体”上思议融通儒、释、道三教。
但是，儒学历经千年发展，开新无法离开自身资源另起炉灶，不傍经典便如无本之木。如何选择合适儒家典籍并以新的诠释范式作出解读，推进思想的演进和开新便成为关键。这一过程中，《周易》成为北宋思想家最重视的典籍之一，其以丰富的思想内涵、高度理性的义理为理学理论建构提供了的重要思想来源。李泽厚先生讲：“佛教既然要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动静、有无，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要与之对抗或论辩，便也得讨论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传统儒学经典中可资凭借的，也大概只有《周易》了。充满先秦理性精神的《周易》，正好作为对抗存在为空幻、否定感性现实世界，追求寂灭或长生的佛老理论的哲学批判武器。”(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周易》之所以作为宋代理学家建构本体论的重大典籍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符合宋代思想家的学术目标。《周易》是儒家典籍中为数不多既言天地之理，又言人伦之理的典籍，易作为“生生之理”可以实现天地与人伦的链接，而礼乐、和序的互动张力又能归结为阴阳，打通儒理与天理，将分殊的仁孝之理与自然之理归于一理，将儒理提升为价值本体。
首先，《周易》作为一本古老的典籍，最早形成于占筮的迷信，依据卦爻象的变化对未来作预测。但其作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不在于预测本身，而在于其预测过程中展现和积淀而成的逻辑思维和理智分析，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哲学思想，指导、规范着人们的生活，如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五行的解释框架等等。就如朱伯崑先生所说：“《周易》和易学家对它所作的解释，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如此深刻的影响，不在于占术，也不在于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如卦爻象和卦爻辞，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哲学接触之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40页，昆仑出版社，2009年版。。所以《周易》有着丰富的哲学资源和独树一帜的理论深度，契合北宋时期建构儒家形而上学所对哲学思考深度的需要，为其创新理论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理论空间和足够牢固的理论基础，借注解《周易》来进行理论开新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第二，《周易》特别是《易传》融通先秦诸家思想，构建起关涉天道和人道、自然与社会初步融通的理论体系，《易传》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融汇先秦诸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统贯天人、儒道互补的思想结构。比如在论证“道”为何物时，一方面讲“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有着鲜明的儒家价值取向，又从道家本体论的角度论证，“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虑，盛德大业至矣哉”，将道视作完全客观、绝对的本体。更对贯通天人的本体论有过思考与阐发。所以，其相对完整天人结构、丰富的本体论思想资源以及简略晦涩的文辞带来的巨大的理论张力，为理学家以易学为基础，融通佛老两家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周易》对于天道性命的理论关切。《易传·系辞下》称颂圣人的神奇智慧：“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并提出了圣人创制八卦的哲学目的：“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为理学家们贯通性与天道，提供了巨大的方向性指引。正因为如此，宋代思想家们毫无顾忌地对汉唐儒学作了整体性的否定，程子讲：“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以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二程集》第689页)在程颐看来，前儒在研习易学过程中，逐渐忘记了圣人教诲，导致易道不明、误入歧途。程子传《周易》，旨在追寻先圣思想之源流，这也是理学家的共同追求——“发掘传统儒家尘封了上千年的‘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拨开遮蔽在儒家形上学天空中的乌云，使性命义理之学昭然大明于天下”(4)向世陵：《理学与易学》，第5页，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
由此，以程颐为代表的北宋思想家们掀起一股借助《周易》特别是《易传》，建构思想体系的蔚然之风。他们通过为《周易》作注，阐发自己的思想，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的口号，敢于以己意解经，在讲解《周易》过程中，以儒家理论为其尺标。随着王安石在科举改革中规定“不须尽用注疏”，而以义理之学代替传注经学，程颐更是便“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注重阐发《周易》
程颐一生研《易》，少时学《易》，青年论《易》，中年授《易》，晚年著《易》，对《周易》的研究伴随了他整个学术生命。少年受学之时便开始研究易学，“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5)《二程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20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程氏易传》是程颐唯一自撰成书的作品，程颐也是北宋少有的对《周易》全文进行注解并流传于世的理学家，他将自己的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其对于政治、社会的诸多思考甚至人生追求也寄托于对于《周易》的注解之中。其弟子尹焞所谓：“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改未能无失也。”程颐解易，根本目的在于借《易》阐“理”，建立以“理”为本的儒家形而上学，所以“理”贯通其易学诠释始终。要实现这一学术目标，首先便是打破原有的诠释框架。所以在《易传序》中，程颐明确提出，秦以后不仅仅是道的中断，而且是经学的中断，其表现形态就是“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所谓“言”，就是他所指责的“训诂之学”，而味、意、道都是一个层面的。“前儒失意以传言”是说前辈儒者在注经中忘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只关注于文字训诂。
程颐有其独特的易学方法论，挖掘重构了《周易》中的思想资源，从本体论高度定义了《周易》中的言象意，融合统一于本体之下，发展出带有明显儒家价值观的易学思想。
通过诠释经典建构哲学体系关键在于思想的一致性和融贯性，以新的理论核心涵摄经典文本中的诠释对象，程颐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成功。他以理作为核心理念，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概念注入在对《周易》的解释之中，并将儒家伦理价值理念融入对卦爻吉凶的判断中，更以理涵摄仁义礼性等概念。打一个比方：一般性的诠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注重客观反映山和水的特点、渊源、依据等方面，不作整体性的引申和发挥，不注重作系统性的理论整合。而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诠释，是将山川河岳熔铸一体，以更抽象的特点来统摄，跳出山川河岳本身，比如从地理地貌角度去展现其特点。程颐在解释《周易》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易学体例。“他对于《周易》的解释, 是诠释性的而非注释性,这就决定了他不再局限于传统易学对《周易》经传本身字词的训释和考证, 而是以此作为阐释圣人之道和表达个人观点的一个引子。”(6)姜海军：《程颐的易学解释学》探研，《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在注释过程中，程颐赋予《周易》思想以更严密、更规整的思想体系，主动淡化《周易》中的卜筮思想，《程氏易传》呈现出理学化、理论化、抽象化的思想特征。
某种意义上讲，程颐释《易》，重点并不在对《易经》原始的卜筮功能的诠释，而在于以《易》为介，统合贯通“性与天道”，在确立天理本体的前提下进行道德修养工夫的说教，凸显儒家伦理价值取向，更以《易》为载体传承厘定道统学说。在不割裂文化传承的情况下，实现了儒家学说的理学转型，有力应对了佛老两教的挑战，儒学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机焕发。对于后世来讲，程颐的治学理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是易学与理学互诠互释的治学方法影响了宋明时期的哲学家，成为一种治学范式。二是在“述而不作”的学术环境下，创新了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模式，儒学精神传统在道统学说下实现了重塑与发新。
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过“话语”概念，他认为“话语”不只是“一系列句子或者命题”，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符号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7)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8页。虽然他的理论主旨在于解读西方文化，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衍变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特别是自汉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话语系统。因此在此之后，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话语系统背离的思想，融入主流时便会遭到不同层面的困难。以佛教为例，其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通过人间化的努力，主动适应儒家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怀这一价值取向，以及追求天人合一等追求，最终中国化形成禅宗，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系统之中。儒家作为传统主流思想价值，因时代变化以及其他流派思想的挑战，不可避免地要不断推动自身理论的创新。易学并不简单属于某一思想流派，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融汇诸家思想相对具有独立性。对于儒家来说，《周易》是其尊奉的经典，是圣人之言，是儒家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周易》古经卦爻符号高度抽象化，卦爻辞晦涩难懂，形成了具有巨大理论解释空间、符号文字相结合的独特表达结构；
更兼具《易传》在形成过程中，广泛涵摄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使其具有远比儒家思想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推动自身理论创新，无法脱离经典另起炉灶，需要从符合自身话语体系之中寻找理论突破，而易学的独特性使其能够成为儒家理论创新的独特思想资源和动力来源。以程颐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强调阐发义理。其通过对《周易》的解读，借助其巨大的理论空间吸纳融合佛道两家的思想，最终在以义理诠释卦爻象、卦爻辞的过程中，在阐发易理的过程中，以富有特色的易学命题消解佛道思想与儒学思想的价值对立冲突，最终形成了以易学为框架、以儒学价值为取向，融合易佛道等学说的新型话语体系，在原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再造。程颐的这种理论再造，就其具体的思想内容而言，其本质固然是服务于封建道德伦理、纲常名教，其宗旨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视野下的糟粕性，对此我们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就其这一文化承继创新模式而言，对我们当前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与当代文明的碰撞无疑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创新性的解释，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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