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籍传教士黎力基对中国典籍的接受、译介与传播

摘要：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有些人赢得了当时士大夫的认可，与其遵从“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是分不开的。黎力基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以布道传教为根本宗旨，将“经史子集”作为探讨对象，全面了解中国的社会风貌、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和以“仁德”为主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寻求异教文明与基督教义相融合为旨归。同时将中华文明经典带回西方，通过对中国典籍的介绍和评价，促进了“东学西传”，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推动欧洲汉学的发展，搭建了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黎力基；
新教传教士；
中国典籍；
近代中西交流

中图分类号：K251；
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147-04

19世纪“东亚热”欧洲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亚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着极大兴趣。但是由于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对中国了解甚少。直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向西方开放贸易活动，传教士才得以怀着强烈的传教热忱涌入中国。1847年，巴色会德籍传教士黎力基来华，在华52年专心于客家地区的传教事业，对巴色会在华南的传教活动及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华期间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也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关于“东学西传”，尤其是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释道典籍的研究方面，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典籍的译介史及译介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有关传教士对中国典籍及文学作品的接触认知还有赖于对其撰写的见闻记录等进行挖掘整理。本文试从“文化适应”传教策略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及以德籍传教士黎力基为主的传教士对中国著述典籍的了解与评价，展现中国四库“经史子集”在“东学西传”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适应”传教策略

传教士之所以开始对中国典籍进行学习研究，与当时耶稣会传教策略的改变有着极大的关系。经历了唐代的景教①与元代的也里可温②，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了中国大门。而此时的中国日趋保守，在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皇帝禁令航海，主动放弃海上贸易，并修筑长城加强北方边防，阻止外敌。而历经悠悠岁月所筑起的五行的传统文化长城，也在王阳明等当朝学者影响下更为坚固，留给外来文化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在遥远的西方，历经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宗教改革，近代科学文化逐步取代了中世纪神学的首席位置。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启了殖民掠夺的序幕；
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明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西方传教士身负着传播基督教及争夺利益领域的双重使命，纷纷涌向世界各地，也正是此时，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了正面碰撞。而在这次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中，充当文化交流载体的不是科学家，不是外交官或近代传媒的记者，而是借助“文化适应”传教策略的耶稣会士。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年）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天主教最初开始进行海外传教时，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颇深，主要采取文明征服型路线，传教士都认为基督文化远远高过非基督文化，要求中国的天主教徒学习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彻底割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因此屡遭碰壁。直到1574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来到澳门，经过九个月的观察研究，为中国传教提出了新的策略。他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取而代之的是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因此，随后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在范礼安的要求下开始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化和风俗。正是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熟知，利玛窦赢得了当时士大夫的认可，他之所以能在传教史上名垂千古，与其遵从“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是分不开的。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说：“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在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1］其后的传教士们深知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意义，明白要让深受儒学文化熏染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接受基督教义，必须理解和借助儒学，因此他们把关注的视角纷纷投向儒学经典。

二、黎力基在华传教活动

黎力基，1824年7月16日生于德国亨德辛根，20岁时进入巴塞尔教会学校，与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一起接受神学教育［2］。1846年11月，巴色会与巴门的犹太传教会响应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TZLAFF）的号召，派遣黎力基、韩山明、叶纳清（FERDINAND GENHR）和柯士德（HEINRICH KSTER）协助郭实腊和中国传教会，四人于次年3月19日抵达香港［3］3。到达后的第二天，郭实腊便护送他们到所租房间，让他们穿上中国服饰，并指导他们适应中国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并配有语言向导和助手，韩山明学习客家方言，黎力基则学习潮汕话。在1848至1852年间，黎力基三次前往潮汕地区并建立了一个小型基督教社区，施洗13名信徒，但最终由于当地士绅反对传教，官府不断施压，无奈被迫离开［4］。放弃了潮汕地区的传教后，黎力基来到韩山明处，加入到客家地区的传教事业中。而客家人比起其他地方的汉人更容易接受外来学说。

1858年，黎力基回國宣讲，宣传中国传教事业，著以八篇论述详细介绍中国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及中国风俗人情等。在以往与巴色会总部的信件中，黎力基也对中国文学文化多加评论，论述了对于中国官场买卖官职的看法，虽是批判，但评论言辞并不严厉或吹毛求疵［5］。对他来说，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土。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其早期领导人多是客家人，故后期太平天国成员逃到香港避难，其间如李正高及洪秀全之侄洪仁玕被朝廷追杀时，曾在韩山明和黎力基处接受基督教义教导，黎力基还代其向港府请准建屋安置，并为其提供食物和住所。太平天国失败后，黎力基与李正高等太平天国成员一起到访洪秀全的家乡，得以进入通常不对外人开放的村庄，进行考察和传播教义。

1858年，黎力基因病回到德国进行休养。回德后，黎力基于1861年发表了八篇演讲“Acht Vortrge über China”。后奉差会命旅行丹麦、瑞典、芬兰等国，演讲40次。1889年，黎力基离开中国，回德安享晚年，直至1908年3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3］1。

三、黎力基对中国典籍的译介及认识

传教士对中国儒学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和注释上，前有罗明坚、利玛窦，后有金尼阁、马若瑟等人，他们的译稿既体现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接受能力，也为后续晚清传教士乃至今天西方人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如理雅各、花之安等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儒家文化更加深入详尽地进行了阐述，翻译语言也打破了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语言种类渐渐丰富。理雅各更是在晚清思想家王韬的帮助下，系统完整地翻译了儒家经典，并加以注释，长篇绪论悉数出版。

黎力基以布道传教为根本宗旨，将“经史子集”作为探讨对象，全面了解中国的社会风貌、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和以“仁德”为主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寻求异教文明与基督教义相融合为旨归，为后继的传教事业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也将中华文明经典带回西方，促进“东学西传”，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推动欧洲汉学的发展，搭建了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沟通的桥梁。

黎力基在归国的演讲中曾将“经史子集”作为对中国典籍的研究探讨对象，详细讲解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经”部典籍，并全面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以及以“仁德”为主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的深远影响。黎力基坚信汉字文化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早已立于世界千年，而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是浩瀚如烟，让人不容忽视。黎力基对北京宫内藏书数量及分类作了简单的介绍，所有书籍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四部共有112本八开本大书，每本约300页，收录12000篇作品，内容涵盖各个知识领域，同时附有一些作品的内容概要。

其中“经”部作品则为论述道德的儒家经典，最为中国人推崇重视。其中“五经”是孔子由现存断篇整理再加上自己撰写得来，其第一部《易经》展现的是中国人对万物起源的世界观之基础，书中的核心“八卦图”被视为自然界万物变化的象征。此外，黎力基指出书中的主要观点，即宇宙是由两种最高法则“阳”“阴”演变而来，他认为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宇宙起源神话学有相通之处，处于两极的事物通过不断衍生发展，构成世间万物。但与此同时，这种论点无法用事实证明，其空洞无物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而中国人自己也承认，即使有各大思想家对此作出阐释著述，但其内容依旧繁杂难懂。可即便如此，黎力基发现，此书仍被奉为经典，究其原因，则是中国人依此符号教义推演感知出善的法则，而一旦赋予其道德的外衣，其地位在重“德”的中国人心中便是至高无上的。同时，除了思想家对《易经》进行阐述外，一些巫师术士也由此得到启发，尝试将其中复杂奥义通俗易懂地运用于实际中。

第二册便是《尚书》，其包含了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此外，还记录了皇帝的重要布告及大臣谏言，其中一些对皇帝的规训，如“敬天重德行，爱臣民如爱子。”在传教士看来与西方基督教教义也有共鸣之处，认为中国的“敬天”即是西方的“听从上帝”。而这些文集也被其视为了解中国古代的珍贵资料，其“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被黎力基对应阐释为：皇帝诏令、大臣奏章、皇子规训、皇帝昭告百姓的训导、向上帝的宣誓及任命国务大臣。

其三为《诗经》，共计三百首，由孔子周游各地整理而成，展现了当时社会面貌，也以此教育弟子读《诗经》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黎力基将其“风、颂、雅”分别简单介绍为国风即民歌咏叹；
小雅及大雅为赞词，实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黎力基极力推崇译者弗里德里希·吕克特，德国著名诗人、东方学家和翻译家，他依据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ER DE LACHARME，1695—1767）在1733年至1752年间完成的拉丁文散文体译文进行转译，是第一个将《诗经》译为德语文本的作家［6］。

第四本《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涵盖了有关家庭、国家及宗教的生活准则。这些制度建立在社会风俗的基石之上。通过外部的约束使人贪婪暴力的天性得以抑制，使不同乃至相悖的脾气秉性在礼法下和谐共处。正是礼法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对其生活环境有所认知，懂得埋葬逝者，祭祀亡灵，敬天祭神。凭借此书传教士对于中国的丧祭文化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对宫内设有专门的部门监管重要的典礼事务，即礼部的职能有所掌握。

而对于第五部经典《春秋》，黎力基只简短介绍了其由孔子撰写，描述的是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并未过多介绍或有所评价，可见传教士对这类局限于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并无过多关注，原因可能在于对传教事业来说了解中国历史首要的是掌握其概况，无需精通各个朝代。

除了五经之外，黎力基对四部涵盖了孔子和孟子的儒家经典教义，即“四书”作出了简要的阐释，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人通过对上天赐予内心的道德观念进行实践，而达到修身的目的，从而齐家平天下［7］82。对此，曾专事收集传教士们发自中国的各种报告和译文的法国教士杜哈尔德认为，儒家哲学的教义在于避免无知的黑暗和恶习，而重获上天所赐予的人性光辉与善美。因此，儒家教导人们要对上天敬畏服从，爱人如爱己，控制欲望，服从于理性，在各個方面都不可有所违背教义。而对于“四书”的释文，传教士们推崇宋代思想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经典，认为在众多对“四书”的阐释中，唯有朱熹的体系最值得参考。

在对“经”部儒家典籍作了详细介绍后，对于古文的第二类别“史”黎力基评价道，中国古代的史集主要着眼于宫中事宜或王朝更迭，而对于百姓生活、民间历史未作论述。虽然叙述方式枯燥无味，但记录的严谨性以及真实性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史官们并无因阿谀奉承而有失职责，评论言辞依然犀利严苛。传教士称司马迁为最伟大的史官，虽然其著作《史记》的部分真实性有待考察，但这部包含了130篇文集的通史类史册在当时被传教士极力推崇。此外，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已被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翻译为法语，帮助传教士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

第三类“子”涵盖哲学及科技方面，被划分为14各部分：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黎力基在介绍时，也是分为此14类，但意义略有不同，分别为：哲学教义、军事类、法理、农业、医药、数学、法术、艺术类、呈文集、杂文、百科、对古今百姓的文字及图画式描绘、佛教和道教的论述及神话作品［7］86。对比可见，两种分类的阐释于细微之处仍有出入。

黎力基介绍第四类“集”为诗歌、戏剧、长篇及中篇小说的文集。实际具体来讲则是收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从接受度来讲，李太白和苏东坡被传教士视为最著名的两位诗人，评价其作品丰富。并且许多小说都被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不仅在文学形式上，而且在内容旨意方面也颇受好评。

除了典籍之外，传教士们还注意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见到铭文这一文学形式，无论在房屋内，扇子上，甚至是杯盘上，都刻有箴言或诗行。而古诗词的吟咏曲调也引起了传教士的兴趣，如黎力基就曾向一位二胡演奏者学习了曲调，后来更是对中国的演奏乐器作出了精细的描述，为中国乐曲艺术传至西方做下铺垫。

由此可见，黎力基等传教士来华一方面以布道传教为根本宗旨，以探索中华古老文明为己任，以寻求异教文明与基督教义相融合为旨归，深知中华典籍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作用，故以此为突破口，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为后继的传教事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同时也将中华文明经典带回西方，促进“东学西传”，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推动欧洲汉学的发展，搭建了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沟通的桥梁。

回首黎力基来华传教，起初5年被逐6次，第3年才得以施洗一人。黎力基在华长达约52年，通晓粤语、客语，并从1847年开始致力于客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搜集古籍资料，编写客家德文词典，韩山明去世后，他在布吉教堂编成了中国第一本《客语德华字典》。此外，黎力基于1860年首次在柏林用罗马拼音印刷的客家话新约《马太福音》，以及1883年由毕安（CHARLES PH.PITON）译成的全本罗马拼音客家话《圣经》，对客家基督教的早期发展贡献极大。黎在华52年，与同工们建立了51所传教站，56间学校，受洗者超过2000人，1897年黎获得德皇荣誉勋章［8］。黎力基虽因著书立说较少而未受到许多关注，但他的传教经历无疑对后来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具有指导性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关注。

注释：

①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脫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

②也里可温：元朝人对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称。

参考文献：

［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9.

［2］SCHLATTER，WILHELM.Geschichte der Basler Mission 1815-1915［M］.Basel：Verlag der Basler Missionsbuchhandlung，1916：276.

［3］ENSINGER P.Worte beim Begrbnis von Rudolf Lechler Missionar［M］.Ludwigsburg：Buchdruckerei Otto Eichhorn，1908.

［4］钟清源.黎力基牧师行述［J］.万国公报，1893（69）.

［5］SCHLATTER，WILHELM.Rudolf Lechler：Ein Lebensbild aus der Basler Mission in China［M］.Basel：Basler Missionsbuchhandlung，1911：78.

［6］吴晓樵.吕克特与《诗经》的德译［N］.中华读书报，2011-05-18（18）.

［7］RUDOLF LECHLER.Acht Vortrge über China gehalten an verschiedenen Orten Deutschlands und der Schweiz［M］.Basel：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1861.

［8］LUTZ，JESSIE G.The legacy of Rudolf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r［J］.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2007（1）.

作者简介：王昱茜（199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德关系史。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