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类学学生的消失

付杰

1918年，馬林诺夫斯基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

亨利埃塔·施梅勒。

媒体对亨利埃塔案捕风捉影的猜测性报道，扭曲了亨利埃塔的形象。

“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弗朗茨·博厄斯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家在实地长期居住和考察，深度融入研究对象生活的田野调查研究范式。

对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田野调查是必需的，有时还会赴边远地区，克服艰难险恶的自然环境，甚至遭遇不可知的危险。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所著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已成为社科领域的传世经典，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还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鲜有人知的是，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从事瑶族社会考察时，其妻失足坠崖，不幸遇难。

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起影响全国的著名案件，案件的主角亨利埃塔·施梅勒（Henrietta Schmerler）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提前终止了本应是前途光明的大好人生。这起案件成了人类学历史上的一道伤痕，也激发了大量关于田野调查方法的争论。

一位女性的独立田野调查

亨利埃塔出生于1909年，从小就聪慧灵秀，天资非凡。1928年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朗茨·博厄斯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在实地长期居住和考察的独特研究范式使得人类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弗朗茨·博厄斯是公认的“美国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把功能主义思想贯彻在民族志写作上的英国人类学家，还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期间的导师。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当时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哥伦比亚大学更是美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不仅有弗朗茨·博厄斯在此主持工作，麾下还有鲁思·本尼迪克特（经典文化人类学著作《文化模式》《菊与刀》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德（被媒体誉为“世界祖母”）等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著名人类学家。

亨利埃塔师从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在繁忙的学期结束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通常会展开田野调查，进行深入的民族志考察工作，她报名了由本尼迪克特领导的新墨西哥州梅斯卡勒罗阿帕奇保留地研究项目，但不幸落选。博厄斯建议她可以选择考察亚利桑那州怀特山区的阿帕奇部落，只是这个项目无人报名。亨利埃塔毫不犹豫地听从了这个提议，然而这意味着她必须独自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

关于阿帕奇部落，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来自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电影《无耻混蛋》，影片中有一支阿帕奇抵抗小队，顽强剽悍，经常为被俘的德国士兵举行“割头皮”仪式。阿帕奇属于北美印第安人种，主要居住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区，这一部落乖戾残暴，有“花纹武士”之称，而亚利桑那州的阿帕奇人尤为野蛮凶恶。尽管阿帕奇部落当时已被美国政府征服和控制，生活在划定的保留地中，但亨利埃塔独自深入这一隔绝的地区和群体，仍是带有冒险色彩的行动。

怀着喜悦而又忐忑的心情，亨利埃塔踏上了旅程。1931年6月23日，她到达了怀特山区的阿帕奇印第安保留地办公室。摆在亨利埃塔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为了更好地融入阿帕奇部落，近距离地开展研究，亨利埃塔租到了一座小木屋，位于东福克地区，离怀特里弗镇和白人居住区都不远，当然更打动她的一点是，这座木屋附近居住着不少阿帕奇人。其实，亨利埃塔也在刻意与白人保持距离，她担心如果与白人走得太近，将会难以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

有了稳定的住处后，亨利埃塔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中。为了熟悉阿帕奇的亲属关系、礼仪风俗、宗教信仰、语言实践等情况，她积极主动地与当地人沟通，试图用热情和友善消除当地人的疏离与冷漠。刚开始还算比较顺利，但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展开，亨利埃塔愈发感到强烈的孤独、挫败和不安。当地人仍然视其为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对她抱有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她的访谈对象基本上是男性和儿童，女性不愿意同她接触。7月12日，她的住所被盗，钱财和衣服倒也罢了，她辛苦记下的田野笔记也没有幸免。

尽管如此，亨利埃塔还是振奋精神，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她尤其期待7月18日晚上的峡谷日舞会，这是阿帕奇人盛大的“狂欢节”，他们会在天黑时刻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她不仅可以亲眼见证阿帕奇人的文化风俗，这也是她融入当地人中的绝好契机。为此她还专门请玛丽·维莱克斯为她缝制了一件印第安裙子。玛丽是她不久前认识的当地女性，与她比较合得来。但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次舞会使亨利埃塔踏上了死亡之路。

7月24日，亨利埃塔的尸体被发现于保留地的偏远峡谷中，发现者是在当地颇有威望的墨西哥人赫苏斯·维莱克斯，也就是玛丽的父亲。在这之前，人们已经搜寻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根据附近居民的消息，她是从7月19日早上失踪的。

谁杀害了亨利埃塔？

谋杀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保留地办公室、印第安事务局、哥伦比亚大学、FBI等均深度卷入其中，再加上各路媒体添油加醋，推波助澜，使得亨利埃塔案成了一桩全美瞩目的案件。

案件发生在一个范围极小的熟人社会，其实并不算复杂，但由于地理偏僻、种族差异、语言隔阂、社区包庇、机构扯皮等原因，从7月27日调查取证到10月29日审讯关押犯罪嫌疑人，整整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而在案件侦破过程中，FBI特工J.A.斯特里特起到了关键作用。

7月18日的峡谷日舞会晚上才开始，当天下午不少人都见到了亨利埃塔，第二天人们才注意到她失踪了，因此她这天下午的经历是案件的重要突破口。斯特里特经过侦查发现，导致亨利埃塔被害的关键要素，竟是不起眼的交通工具。

东福克到峡谷日舞会所在地距离较远。巧合的是，17日，汽车修理工克劳德·吉尔伯特路过她的房子，两人交谈了一会，吉尔伯特说他可以顺路捎上亨利埃塔。18日下午，亨利埃塔已经做好准备，吉尔伯特却迟迟不来。下午6点左右，杰克·佩里骑马经过亨利埃塔的房子，向她要点水喝，然后离开了。不一会儿，杰克·凯斯骑马经过，亨利埃塔问他是否见到了吉尔伯特，凯斯却告诉他不要指望这个不靠谱的人，他是不会来接她的。

这时亨利埃塔才后悔不该相信吉尔伯特。凯斯又建议她问问附近的高尔尼·西摩尔，他也参加晚上的舞会。交谈之际，西摩尔和他妹妹的丈夫罗伯特·盖特伍德正骑着马缓缓而来。盖特伍德没有停留，于是她问西摩尔是否有多余的马，西摩尔说只有这一匹。亨利埃塔曾被告诫多次，不要和印第安男性的距离太过亲近，因此她表示再等等吉尔伯特。又过了半个小时，吉尔伯特还是没来，而西摩尔此时又经过她的住处。亨利埃塔不想错过观摩阿帕奇狂欢仪式的机会，无奈之下只好与西摩尔同乘一匹马。当西摩尔让她坐在前面时，亨利埃塔内心隐隐有些不安：操控缰绳的人不是应该坐在前面吗？但此时参加舞会的念头压过了一切，便上路了。不幸的是，她再也没有回来。

斯特里特经过多方查探，将西摩尔、盖特伍德、佩里等人传来问话，尽管他们的供词有不少矛盾之处，但互相对照，基本可以确定后来发生的事情。

阿帕奇属于北美印第安人种，主要居住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区，这一部落勇猛好斗，乖戾残暴，有“花纹武士”之称。

在赶往舞会的路上，亨利埃塔嗅到了浓烈的酒气，西摩尔显然喝了不少酒。行至人迹罕至的地方，西摩尔逐渐粗鲁起来，对亨利埃塔动手动脚，并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亨利埃塔拒绝了他，两人接着打斗起来。最终西摩尔实施了性侵犯，并残忍地杀害了她。

“她”有罪吗？

1932年3月14日，美国诉高尔尼·西摩尔案正式开庭审理。由于非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属于联邦管辖范围，该案被安排在了亚利桑那州格罗布市的联邦法院。案件审理期间，美国大小媒体蜂拥而至，阿帕奇人也在此成群结队，以示对族群同胞的支持。一时之间，这座小城人山人海，喧闹非凡。从14日到21日，除了周日休庭，案件共经历7天的漫长审理，控辩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极尽说辞。

控方主要有两个撒手锏。一是证人盖特伍德。盖特伍德不仅亲眼看到了亨利埃塔与西摩尔共同骑马去参加舞会。而且19日早上，手上和衣服上都沾有血迹的西摩尔去盖特伍德家，亲口说他意欲行奸，在争执中杀了那个女孩。他还以生命相威胁，要求盖特伍德保持沉默。二是西摩尔的供述。被告的供述向来被认为是“证据之王”，1931年11月1日，在众人见证下，西摩尔承认是他杀害了亨利埃塔。西摩爾的阿帕奇语翻译人员也认可了认罪书中的内容，只不过与盖特伍德的证词有一个重大出入——西摩尔说亨利埃塔言行挑逗在先，两人发生性关系后才产生冲突，在争斗中杀死了她。

辩方律师约翰·多尔蒂则围绕控方的两大“利器”针锋相对，指出核心证人盖特伍德试图向陪审团暗示，他被关押的时间过长，是在外部压力下不得已做了伪证，进而降低了证词的可信度。另外，3月18日，西摩尔出庭作证时推翻了核心事实，说是由于亨利埃塔的诱惑两人才发生了性关系，事后虽然产生争执，但他很快骑马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亨利埃塔还好好的。此外，多尔蒂称西摩尔在认罪之前被关押了超过1天的时间，这期间他一直没有进食，影射FBI使用了非法的刑讯逼供手段。

今日亚利桑那州怀特山区的阿帕奇人保留地。

怀特山区的阿帕奇人。

亨利埃塔的侄子和侄女耗费30年，从大量碎片信息中拼凑出该事件的脉络，著书为亨丽埃塔的死亡去污名化。

多尔蒂还在亨利埃塔和西摩尔的道德品行的证明上下足了功夫。他请来了牧师、收税人等德高望重的人士以及西摩尔的雇主和朋友，证明西摩尔是一位安分守己、单纯善良的青年。同时，他对亨利埃塔的私生活发起了攻击。此前，报刊、杂志上“曝光”了不少关于亨利埃塔道德败坏、私生活混乱的流言，尤其是在他和西摩尔共骑一马的问题上，招致了诸多诘问和责难。事实也是如此，在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中，除非是父女或夫妻关系，男女共骑一马很不合适，甚至被很多当地人视作一种禁忌。也正因此，多尔蒂才在结案陈词中声称亨利埃塔是个“满腹心机的、不择手段地勾引男性以达目的的人”。

多尔蒂还在西摩尔的醉酒程度和英文理解水平上做文章，以西摩尔的英文理解程度低下为由，阐明11月1日认罪供述是在不自由、不透明的情形下做出的。而西摩尔则说自己在去舞会的路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记不清当时发生的事情了。

3月21日，控辩双方作了最后的结案陈词，经过大约4个半小时的商议，陪审团达成一致意见：高尔尼·西摩尔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一审结束后，西摩尔放弃上诉，他于1962年获释，除掉被假释的时间，有25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美国人类学史上的一次强震

很多案件如亨利埃塔案一样，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已经隐没于历史的迷雾之中。亨利埃塔在7月18日那晚究竟遭遇了什么，被告、证人各执一词，甚至他们自身在不同时间讲述的内容也多有牴牾。因此本文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建构性的事实。很多时候，事实只有一个，“真相”却有很多版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该案引发了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广泛争论。

弗朗茨·博厄斯与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贡献甚巨，在于他们提倡人类学家应走出室内，到田野中去，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尤其要深度融入土著部落的生活，近距离考察其语言习惯、行为方式和文化风俗。这种讲求深入参与的田野调查方法已然成了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标准研究范式。然而，亨利埃塔案像是美国人类学史上一次空前猛烈的强震，不少人对这一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本尼迪克特在1931年8月24日致博厄斯的信中就写道：“亨利埃塔的悲剧给我敲响了警钟，对安全问题我应该更谨慎小心，必须要避免成员单独行动，不能让他们一个人处于印第安社区中。”人类学学者也因应时势，对田野调查方法制定了更加严格规范的研究准则，为工作者制定了更加具体明确的工作指引和行为限制。

此外，案件虽已过去90多年，有一点仍值得我们深思，即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受被污名化的困境，尤其是在性騷扰、性侵类案件中，“受害者有罪论”仍大行其道，作为受害者的她们反而要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公众的审判。就像亨利埃塔案所呈现出来的怪象乱象：媒体为了取得新闻效果，捕风捉影，哗众取宠，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让亨利埃塔的形象在公共传播中被扭曲和污蔑。从亨利埃塔案可以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运作中一直处于被定义、被凝视的弱势地位，这种定义与凝视渗透了权力运作色彩，不仅包括观看的权力，还掺杂了欲望的权力、塑造的权力、禁止的权力。女性作为“第二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与物欲的对象，时刻经受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的困局，“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奈沦为了有形或无形的受害者。

进一步讲，在漫长的性别史中，女性在结构性的“规训”与“惩罚”中被压抑，被异化，倘若她们中间出现一个“异类”，不仅会遭遇男权的狙击，还会在女性群体中引起愤怒与谴责，陷入“底层互害”的悲哀命运。就像亨利埃塔，她在保留地的行为冲撞了阿帕奇部落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禁忌，或许她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但这远不足以成为她被污名化的借口和庭审中的不利证据，更不应被夺去美好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个案件，细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案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褊狭观念与刻板印象，仍需要我们正视与省思。

（责编：刘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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