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建设科技强国的实践路径

郭玮

（上海市松江行政学院，上海·松江 201600）

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收益递减规律不同，创新驱动呈现出收益递增的赋能效应。要素驱动的老套路必将被创新驱动的新模式所取代。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欧美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正在减弱。部分发达国家以零和思维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制裁，以确保其优势产业对外产生“挤出效应”。面对新国际局面、新经济形势、新问题挑战，我国加快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行进的步伐，时不我待且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换技术”，即通过引进科技强国的先进技术实现低成本赶超。但中兴事件表明，核心技术要不来、讨不来、买不来。通过开源合作、外部转让、授权许可的方式获取技术，只会让创新体系丧失内生动力，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2022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1位，连续10 年稳步提升，位居36 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1]，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近几年，我国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芯片等核心科技仍受制于人；
卫星导航、高速铁路等工程技术达到世界一流，但竞争十分激烈；
量子通信卫星领跑世界，但屈指可数。因此，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强新型举国体制引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面向关键核心技术集智攻关。

一是完善举国创新的制度体系。关键核心技术的技术路线复杂，这就决定了科技创新是一种勇闯“无人区”的探索行为，需要各种创新制度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创新力量的举国动员。加强制度的系统布局。遵循“科学—技术—产品”的演化规律，将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开放创新、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多学科融合等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系统布局制度体系。结合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增强制度链的弹性，对于匹配良好的制度，要保持其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匹配不良的制度，采取“负面清单”的形式对其进行动态适配。加强制度的整体联动。不仅要强化国家层面创新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发挥地方各级政府配套支持制度的比较优势。不仅要促进中央和地方之间制度的纵向联动，而且要支持各地之间组建以关键城市为核心的科技集群，并促进制度的横向联动。避免因认知差异、利益考量而造成各自为政、重复布局、过度竞争的问题。

二是构建多元融合的创新范式。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是通过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促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重点在于厘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功能定位和作用边界。既要避免由于过度强调自主而错失吸收全球创新资源的机遇，又要防止由于过度强调开放而弱化自主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战略需求、整体利益的关键领域，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平衡国家战略紧迫性与科学研究规律性的关系，谋划重大科研项目选题，制定科学研究具体路径，组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关。对于市场竞争激烈的相关领域，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构建链群融合的创新网络、完善创新体系的空间布局、优化创新力量的科学治理，促使创新资源充分流动。

部分观点认为，科技强国的优势在于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但实际上，技术领先与产业领先深度融合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并且，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赶超绝非所有产业全面超越，而是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非对称赶超。以美国赶超英国为例，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通过发展以电气化为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成功赶超英国，但此时英国仍然在生物制药、航空科技、电子光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如日方升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科技强国纷纷将目光聚焦在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区块链、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因此，在中观层面上要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促使产业发展水平和整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一是构建产业生命周期治理模式。日本政府在第五代计算机研发项目中因预判失误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表明，纯粹由政府主导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方法并不可取。要变“管理”为“治理”，并将这一理念内嵌到战略新兴产业生命周期中。在萌芽期，科学研判产业发展趋势。完善科技情报网络，健全科技智库体系，优化决策咨询制度，系统整合优势力量，围绕各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兴技术进行识别和预测。在探索期，加强基础和应用研究整体协同。引导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进行前瞻型基础研究，将新兴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引导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进行引领型应用研究，促使新兴技术向高端产品转化。在过渡期，持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通过政府购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确保初入市场的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在成熟期，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以战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现代产业体系。

二是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新兴技术和产业基础共同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缺芯”“少核”“弱基”的现状说明产业基础仍然薄弱。科学评估产业基础能力。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产业基础领域标准体系，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评估模式，定期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评估，系统梳理产业基础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积极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组建上下游企业技术联盟，围绕工业“四基”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研发一批性能好、寿命长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研制一批自主可控、供应充足的关键基础材料，形成一批绿色化、智能化的先进基础工艺，建立一批标准高、要求严的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就其本意而言包括两种属性，一种是通过探索自然获得规律认识的自然属性，一种是利用规律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属性。抽象的规律认识只有通过具体化的创新产品才能改造自然。因此，企业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将有助于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根据《财富》杂志对世界500强企业的统计，2021年我国有145家企业（大陆、香港共136家，台湾9家）上榜，上榜数量为历史新高，是拥有500 强企业最多的国家[2]。但上榜企业并不等同于世界一流企业。综合规模、效益、创新、国际化、品牌价值五项指标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上榜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在可持续竞争、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强世界一流企业引领，推动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迈向价值链高端。

一是营造创新生态环境。从“外循环”主导的外向型开放创新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向型开放创新，重点在于树立“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创新观。营造“引进来”的创新环境。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向我国聚集，推动以自主创新为前提的开放创新充分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技术迭代的发展趋势促使“大”和“强”呈现出二元分离的特征，即大企业不一定强，强企业不一定大。要把各类所有制企业当作平等市场主体，促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公平竞争。以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之路为契机，以国资委选定的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为龙头，积累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经验，按照先战略行业后普通行业的顺序，有序推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生共创。营造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环境。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完善政商沟通渠道，激发企业家创新激情，树立优秀企业家典型，探索创新创业培训体系，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二是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博弈的过程，就是人才、技术、管理、服务、产品、标准等要素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世界一流企业养成的过程。参与国际市场布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促进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提升“走出去”的整体竞争力。主动向国际新兴市场进军，与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抢占新兴技术战略制高点。加强全球资源配置。以国际市场为主要赛场，以世界一流企业为竞合伙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战略机遇，以实体经济为重点领域，加快对各种资源进行战略性配置，掌握核心技术话语权、提高品牌价值影响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化解“走出去”战略与产业“空心化”的内在张力，要聚焦重点产业链和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在本土培育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夯实制造业基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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