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入学共通考试改革路径及启示

徐亦宁

早在2017 年7 月13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便公布了《大学入学共通考试实施方针》（以下简称《实施方针》），计划于2021 年1 月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以下简称中心考试）、实施新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以下简称共通考试）。《实施方针》公布以来，日本不断对其进行完善，2020 年11 月24 日又做了最后的修改，计划于2021 年1 月16 日和17 日进行第一次共通考试。本文结合2020 年1 月24 日发布的《实施方针》中关于共通考试制度的主要改革措施进行研究，并对其最终难以实行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引发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启示。

（一）人才培养的需求

20 世纪90 年代后，全球化不断深入、新兴国家和地区日益崛起、信息化发展迅速，未来社会瞬息万变、难以预测，急速发展的社会急需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日本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其高校数量从1990 年的507 所增加到2014 年的779 所，大学招生名额也随之增长。[1]但与此同时，日本由于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十分突出，1990 年大学入学适龄人口（18 周岁人口）为202 万，到2014 年降为119 万，几乎减少了一半。由此造成大学入学所需人口与实际入学人口形成缺口，从而使得日本大学入学难度降低，大学生学习动力减少、学力下降。大学生学力下降问题分为入学时的学力下降与毕业时的学力下降，入学时的学力下降问题与高中阶段的教育紧密相连，而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阶段又大多为大学入学考试服务。因此，为解决因供需不足带来的人才培养现状问题，日本政府开始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

（二）现行制度的弊端

2021 年前，日本实行的是“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采用精确的分数制考查考生对高中阶段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将学生按照分数进行排列，大学则根据分数高低录取学生。此外，日本高校入学考试还有AO 入学考试、推荐入学考试等招生方式。[2]AO 入学考试与中心考试制度不同，其选拔标准不将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当作重点，而是通过资料筛查、面试等方式综合判断学生的能力、适应性、学习意愿等。推荐入学考试“原则上免除学力审查”，以学生之前的教师所记录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学校生活等方面的书面材料为主进行评判。其中，中心考试的英语考试只设选择题，不设主观题，而且只考察阅读和语法，这种考试形式使高中英语教学呈现“应试教育”趋势，注重强化学生的应试技巧，通过机械刷题来提升分数；
AO 入学考试、推荐入学考试则存在入学审查中未充分审查基础学力的问题，被揶揄为“不问学力”。2007 年，文部科学省调查大学存在“保证入学者基础学力”问题的学部，发现54.3%实施推荐入学的学部以及60.6%实施AO 入学考试的学部中都存在着“保证基础学力”的问题。[3]可见，现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大学生学力下降、学习意愿不足等问题。

（三）“高大衔接”改革的推动

文部科学省于2016 年发布《“高大衔接”体系改革会议最终报告》并开始实施高中大学衔接一体化改革（以下简称“高大衔接”）。[4]“高大衔接”是日本在“二战”后实行的力度最大的教育改革，力图通过高中教育、大学招生选拔、大学教育的一体化改革提升日本学校教育质量，以培养能够适应多样变化社会的人才。文部科学省2014 年12 月公布的《以实现适应新时代的高大衔接为目标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大学招生选拔一体化改革》对高中学校教育的各项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并将大学入学考试作为“高大衔接”的关键环节而纳入改革计划。[5]2016 年3 月公布的《高大衔接一体化改革会议最终报告》进一步明确了通过高大衔接一体化改革实现学校教育质量提升方案。可见，大学入学统一考试改革是“高大衔接”改革中重要的一环，“高大衔接”改革促进着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

（一）调整考试内容与形式，注重考查“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

共通考试对考试科目进行了调整（详见表1），将各科目细分，并加入与其他科目、学科、社会有关的内容，在对这些科目进行考查时，除文字外还附有大量来自书本及书本以外的图形、表格、图片等视觉信息，这就需要考生不只学习课堂中的知识，还要关注生活中的知识，并能够将所学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而以往中心考试的试题均为客观题，客观题的选项对考查内容有一定的提示，并且存在偶然性，无法全面准确地考查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及表达力。

表1 日本大学共通考试科目明细表[7]

具体而言，共通考试计划在2025年1月前在地理、历史、公民、理科等学科考试中引入记述式问题。记述式问题是指考生自己思考、作答并将答案记录下来的问题类型，形式多样，论述题也是记述式问题的一种。记述式问题是连续性的问题，即会根据前面的问题继续下面的提问，设问、解答的形式一般有：文章填空；
概念解释；
说明题目中某现象的原因、背景等；
计算题求计算结果等。除了在命题者的命题思路指引下进行解答的问题，还包含考生自主选择解答问题、解答方式等形式的问题，正确答案不再是唯一的。此外，还设有附条件型记述式问题，即在问题中设置一定条件，考生必须遵循条件进行解答，重视评价学生逻辑思维、信息归纳、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数学科目要求考生运用数学公式表达观点及解决问题，尤其重视评价灵活运用数学能力规划、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共通考试引入记述题，旨在通过学生对材料的思考、判断，有效评判学生的表达与交流能力，评价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选择题也做出调整，分成多个步骤进行判断，将让考生从选项中选择正确答案的形式改为让考生圈出必要的数值、符号等。共通考试在文字信息以外还含有视觉信息，要求学生能从大量的信息中查找必要信息，并在短时间内处理。如，题目会给出多篇文章或多个图表，考生需要总结归纳这些信息，基于论据将过程、结果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论述，并能够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活用信息能力以及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6]

（二）评价制度多元化，着重培养扎实学力和生存能力

共通考试的成绩只作为评价基础学力的手段，各大学选拔人才时还需结合参考调查书、高中阶段及以前学习活动履历、学习计划书等资料，对考生以往的各项能力进行合理评价。按照原计划，共通考试的选择题部分将同时使用分数制和等级制，记述式问题则实行等级制。[8]实施共通考试等级制代表着统一考试不再以成绩的高低对考生进行排序，大学一般也不能仅凭共通考试的成绩为录取依据。在一般入学考试中、AO 入学考试、推荐入学考试中，共通考试成绩将作为评价基础学力的手段，成为各大学选拔人才的学力依据，相应地，其选拔功能就相对被弱化，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评价功能则得到强化。日本大学招生选拔改革将与高中教育改革、大学教育改革同步实施，评价依据除了学力考试的成绩，还会以考生的面试成绩、高中调查书以及学习计划书等作为参考进行综合评定。

多样化的评价制度使得共通考试从衡量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转向衡量基础知识与技能、运用基础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机械知识记忆、套用解题模板的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整合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学习，以达到“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生存能力。实施共通考试后，日本大学招生选拔以多元化的尺度、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评价学生，既确保培养学生扎实学力、提高学生的基础学力，又不“唯分数论”，大学招生从“选拔”向“衔接”转变，从重视结果向重视过程转变，更有利于选拔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

（三）引入英语社会化考试，合理评价“听”“说”“读”“写”四种能力

中心考试的英语科目考试只设听读测试，偏重考查阅读和语法，并且所有题目都以选择题的形式呈现。文部科学省于2003 年在《培养“会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中提出：“大学和高中的入学选拔考试要参考各种社会化考试的内容和难度，结合考生的实际情况积极促进实用英语技能检定、托福、托业等考试的应用。”[9]经过不断探讨与研究，最终在2017年发布的《实施方针》中确定大学入学考试引入英语社会化考试（详见表2）。由表2 可以看出社会化考试引入托福、托业、剑桥英语五级证书考试等国际通用的考试，不只考查听与读，还对考生的口语表达、写作能力进行考查，合理评价“听”“说”“读”“写”四种能力。

表2 日本大学入学英语社会化考试明细表[12]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对英语社会化考试的内容、形式等是否达到大学招生选拔必要的水准及条件进行认证，分配专门的人员将英语社会化考试成绩换算成CEFR（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等级成绩，并同时将考生的英语社会化考试原成绩与CEFR 成绩提交给大学。[10]考虑到考试变革对考生的影响深远，日本政府并未决定马上废止常规英语科目的考试，而是在采用英语社会化考试的同时，保留共通考试的英语科目考试，并计划持续到2024 年1 月，为考生预留准备与适应的时间。[11]因此，近几年内共通考试的英语科目考试成绩与社会化考试成绩并非对立，二者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各大学可根据这两项成绩中的一项或者同时采用两项对考生的英语能力进行评判。

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由中心考试转为共通考试经过多年的探讨，最终确定主要改革措施为：优化客观选择题、新增记述式问题、评价等级制、英语引入社会化考试等。[13]但诸多研究调查从不同侧面也反映出记述式问题、成绩等级制、英语社会化考试等举措存在效度差、识别度低、CEFR 标准对照表区分度弱等问题，在实施阶段，记述式问题和英语社会化考试两项措施也并未如期进行，还需进一步修正与完善。[14]

（一）记述式问题效度差

记述式问题有着难度高、答案不统一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记述式问题替代的是各大学单独考试的功能，但记述式问题的题目及考生的回答受到字数的限制，无法充分表达考生的思想观点，并不能发挥如单独考试一样的功能。[15]而且，记述式问题实行等级制，难以通过简短文字的表达精准划分考生的能力等级。日本私立大学联盟提出：“私立大学将共通考试作为常模参照性测验的一部分使用，希望记述式问题能够与选择题一样保证分数具备适度离散性。”[16]记述式问题耗时费力、需要大量经费，但难度较高，评分标准在等级制下更难以保证公正公平，其考试效度较差，因此受到诟病最终并未如期施行。

（二）成绩等级制背离初衷

成绩等级制相比分数制来说有其不足之处，等级制难以对大量考生的水平进行区分，尤其在同一等级对应大量考生的情况下，很难通过等级制公平公正地对考生水平进行识别。为了缓解这种不足带来的影响，国立大学协会公布《大学入学共通考试英语社会化考试及记述式问题的应用方针》，在其中对各科目成绩计算做出规定，例如，国语“等级制成绩换算为分数，加入总分”；
英语“以社会化考试明细表中列出的英语考试成绩为报名资格”或“基于CEFR 对照表，将社会化考试成绩换算成分数”。[17]显然，这是将等级制转化为分数制使用，在这样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改革中，计划实施的评价等级制在实施之前就已出现背离初衷的趋势，如此实施等级制效果可想而知，非但无法实现改革目标，而且还会耗时费力。

（三）CEFR 标准对照表区分度弱

2018 年3 月，文部科学省公布了英语社会化考试与CEFR 标准对照表，CEFR 标准从低到高分为A1、A2、B1、B2、C1、C2 共六个级别，不同等级的英语社会化考试由其考试实施主体确定各自的级别，而未在同一主体下根据统一标准定级，其客观性因此遭到质疑。[18]而且CEFR 标准较高，例如，CEFR 标准对照表中A1 与A2 未与雅思成绩有对应关系，4.0-5.0 分为B1，5.5-6.5 分 为B2，7.0-8.0 分 为C1，8.5-9.5 分 为C2；
同时A1 与A2 也未与托福成绩有对应关系。2015年，文部科学省曾对公立高中高三学生的听、说、读、写四项能力进行调查，发现听、说、读、写四项能力达到CEFR 标准A1、A2 级别的学生分别占97.8%、98.8%、97.9%、99.3%。可见，公立学校高三学生英语的四项能力基本上都处于A1 和A2 这两个级别，剩下的四个级别形同虚设，CEFR 标准无法有效区分考生的英语能力，难以作为大学招生选拔的依据，事实上最后也并未如期施行。[19]

尽管日本大学入学共通考试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许多质疑，自提出以来也不断地进行修改与调整，而且在第一次实施之时，还有两项措施并未落实，但多数大学仍然有意向采用共通考试作为其招生依据。《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有意向采用共通考试的大学占69%，仍处于讨论阶段的大学占25%，很可能不采用、明确不采用以及未作答的大学仅各占2%。[20]可见，改革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符合现阶段世界大学招生选拔改革趋势和日本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们可结合其路径以及面临的困扰来分析我国高考改革未来的方向。

（一）科学改革考试科目和考查内容

2014 年9 月，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作为新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着重通过调整科目组合及分值比例的方式增加学生选择性，打破高中应试教育困局。[21]新高考虽然改革了考试科目，但是学校受资源的影响，无法开设多样的课程选择模式，往往是根据学生所选科目人数，依照多数学生的需求，开设相应科目组合的班级，一些高中甚至为了升学率剥夺学生的选课权，刻意诱导学生按照学校倾向选课。考生也会一定程度上为取得高分而功利化选课，考生无法真正按照自身想法自由选择考试科目。日本大学入学共通考试科目设置的内容和形式可为我国提供经验。首先，合理增加选考科目的可选择范围，将考试科目再进行细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其次，为高中提供硬件与软件支持，保障多样化课程选择模式的顺利实施；
最后，在合理的范围内减少知识性内容增加智能性内容，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总之，要在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上增加更多的选择性，选择性的增加不仅为高考制度改革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使得我们在统一考试的前提下，通过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的多样化选拔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人才。

（二）推进多元化评价方式

虽然我国的高考制度为突破应试教育的困境几经调整，但就目前来看，笔试仍然是高考的主要方式，高校仍主要依据笔试分数录取新生。也正因为这种以分数为主的评价方式，使普通高中教育不得不为高考服务，各项评价指标也多以高考成绩、升学率为依据，老师、家长也过多关注学生的成绩，以分数评价学生，忽略了每个学生能力与素养的培养。日本之前也存在“一考定终身”、对成绩过分注重及忽视学生个别差异性等问题，现阶段推行的多元评价方式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新高考已基本建立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机制，但为进一步改变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唯分数”等现状，我们可参考日本在统一考试基础上各高校自主实行面试、小论文测验以及结合学生高中学习、活动等情况多方位考查学生各项能力的做法，不仅可以加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还可以引导普通高中教育走出“唯分数”的怪圈。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多年来，我国的英语教育经过不断改革取得了明显进步，但由于我国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缺乏对口语的考查，英语教学又存在片面应试的现象，使得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未得到充分开发。[22]英语在我国大学招生考试中是一门主要学科，但是英语高考至今仍局限于对学生的“听、读、写”等能力的考查，“说”的能力考查始终缺席。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英语高考应利用新高考改革这一契机，积极研发英语新题型和优化试卷设计，待时机成熟后应将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纳入考查范围，引导高中英语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英语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在对英语考试内容进行调整时要注意与科目改革、评价方式改革等密切结合，共同塑造我国高中英语教学的新面貌，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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