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引领与组织建构：常州三杰与中国青年运动

蔡嘉生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91；
2.中共常州市委党校,江苏常州213016)

青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是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1]。五四运动后，青年成为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竞相吸纳的主要对象。尽管国民党也意识到“谁有青年谁有未来”，曾组建三青团意图“组训青年”，但收效甚微[2]。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成长于青年运动中，自创建之初便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与青年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与青年运动关系的探讨仍显不足①。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下文简称常州三杰)始终关注青年群体，他们同在五四运动中加入革命洪流，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是许多青年的革命引路人。本文试图将常州三杰置于建党前后的革命语境下，探讨他们在青年运动中的突出贡献与历史地位。

中国青年运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批进步青年振臂高呼，挺身而出，掀起爱国运动热潮，常州三杰身处其中。尽管他们在此之前已开始各种救国救民的探索，但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成长历练，树立信仰，这无疑是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起点。

五四运动爆发时，瞿秋白正在俄文专修馆读书，他义无反顾地加入游行队伍。随后，他积极参与筹备全国学联，展现出高超的领导能力。著名作家郑振铎回忆，瞿秋白在学生运动中辩才出众，遇事沉稳，有勇有谋，“显出他的领导天才”[3]108。由于频繁上街发传单、游行示威，瞿秋白先后两次被捕。他出狱后，积劳成疾，甚至出现吐血症状。家人去信希望其珍重身体，他回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4]1919年底，瞿秋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由于言辞“过激”，该刊物只维持了半年便被查封。

1920年底，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邀到苏俄担任特派记者。他在游记中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5]43当时，国人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6]。瞿秋白此次赴俄是为了系统研究共产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寻新路[5]65。此时，他已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的学生群体也积极响应。张太雷先是在北洋大学带头罢课，稍后又参加北洋大学演讲团，传播爱国思想，当时天津的《益世报》还专门进行了报道[7]。演讲不仅规模大，动辄几百人，而且效果好，听众非常支持抵制日货。与此同时，他担任《华北明星报》的兼职编辑，接触到一些新的革命理论。此外，他频繁往返于京津两地，与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在此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学毕业前夕，他向好友李子宽表态：“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8]

1920年，张太雷参与筹备建党事宜，此时他已经彻底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底，张太雷受北京早期党组织派遣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他在途中给家人写了封信，明确表示此行是“要到外国求高深学问”，也表达“谋将来永远幸福”的远大理想[9]4。1921年初，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并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成为首个“赴俄取经”的中共党员，具有开创性意义。

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恽代英便是湖北地区颇有名气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后，恽代英多次制作传单并上街发放。他呼吁国人要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应该奋起反击[10]。据其日记记载，恽代英还起草了《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等文件，代表学生群体向社会各界发出爱国之音，最终促成武汉地区规模浩大的罢市罢工运动。许多青年学生和市民也因此受到鼓舞加入声援北京学生的大游行。

中共一大前后，恽代英内心已明显倾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独立开展建党尝试。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共存社，明确以“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为宗旨[11]。易礼容作为湖南文化书社代表亲历了此过程，他认为“当年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的地位和作用，大致相当于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12]142。可以看出，五四前后的恽代英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青年领袖。他翻译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等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13]。

正如周扬所言，中国走上俄式革命道路“不是秋白同志一人的力量所能够开辟的，但他是最早的开路人和领路人之一”[3]4。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也同样适用于张太雷和恽代英。常州三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五四运动中经过不断摸索比较才最终确立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背景下树立起来的。他们不仅是五四青年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革命新路”的开拓者。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之传播，大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发展态势，对青年思想的冲击很大。常州三杰既是最早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也是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导师”②。他们在引领青年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系统介绍苏俄革命情况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的苏俄之行，是瞿秋白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键阶段。他通过实地考察，立志要做“‘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明确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同时，他以亲见亲闻的方式向中国青年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蓬勃景象。

十月革命后，国内舆论界关于苏俄的消息大多是从欧美国家中转过来的，“过激政府”“过激党”之类的成见充斥报刊。从1920年10月首篇报道起，到1923年1月最后一篇报道止，瞿秋白先后在《晨报》《时事新报》等刊物发表50多篇通讯，系统报道苏俄的真实情况。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的形象”[14]的人。据他报道，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表达通俗易懂，谈吐沉着果断，给人“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5]162的感觉。因此，每逢列宁演说，会场气氛十分活跃，连通道都站满认真听讲的人，一时拉近了中国青年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距离。

苏俄通讯在国内青年中产生巨大的思想冲击力。曹靖华回忆，当时国内报纸“大肆造谣”，说苏俄政府“即将崩溃”，秋白写的《莫斯科的赤潮》等文，真实地介绍了苏联情况。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些热情洋溢的报道，正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效[3]164-165。郑振铎也说，瞿秋白的那些游记和通讯令无数青年人对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无限的向往之情”[3]112。可见，瞿秋白对五四青年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1923年初，瞿秋白受陈独秀之邀回国，半年后便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中央的宣传领导工作。他相继主编《新青年》《前锋》等刊物，创办《热血日报》，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继续向“渴望新知”的青年更加系统地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

(二)恢复和整顿中国青年团

张太雷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虽然从事团组织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发挥的作用极大。他是天津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先后两次在关键时期受命整顿团组织，为中国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太雷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他起草团章，创办《劳报》等刊物，传播社会主义，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天津团组织因此被誉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15]186。

1921年7月，张太雷在莫斯科代表中共首次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革命情况。在此之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但由于早期青年团成员复杂，经常产生矛盾，青年团组织最终不得不宣告解散[16]。他毫不讳言中国青年运动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青年运动已初具规模并持续扩大影响，但大多数青年思路混乱、信仰尚未明确，如果加以引导，他们就会加入“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引向正确的道路，不能推给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9]39。随后，张太雷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向大会作更加详细的汇报。这些报告引起苏俄党团组织的高度重视，很快张太雷受命回国整顿青年团。

张太雷回国后，有计划地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理念与经验运用到团组织重建工作中。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整个团一大纲领、文献的起草，以及大会的筹备都是在张太雷领导下完成的[17]。张太雷整顿青年团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高度认可。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称，张太雷回来后，“青年中的工作重新开始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在中国南部，青年中共产主义的宣传十分成功”[18]。这份报告相当于组织鉴定，充分肯定了张太雷的能力。

1924年8月，张太雷第二次访苏归国后，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的身份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在团三大上，他力主将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解决团存在的“第二党”倾向问题，进一步理顺党团关系。虽然张太雷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仅3个多月，但他把从莫斯科带回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青年团的改造过程中，先后向各地团组织下发40多个通告，进一步规范了青年团的宣传、组织和保密等各项工作。由此可见，张太雷不负重任，较好地完成了共产国际的任务，他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中的地位也得到认可。

(三)推动内地的革命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华的早期传播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等大城市。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随之涌入内地。青年的出路何在？当时许多内地青年在苦闷中徘徊。恽代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内地传播的第一人。他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开展社会考察，并通过开书店、办报刊和建社团等方式影响青年群体。

1921年冬，恽代英前往四川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后接任校长一职。恽代英到任后，全力开展革命活动，很快将马克思主义火种撒遍川南。一方面，他利用各种场合积极传播新思想。1922年1月，恽代英利用寒假一个月时间，组织师生数十人组成“川南师范旅行讲演团”，步行考察川南各县，“行程二千余里，讲演二十余次”[19]，沿途体察社会民情，接触工农大众，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同年4月，恽代英还组织泸县“童子军巡回演讲团”上街，向沿途群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另一方面，恽代英按照团中央的指示，开始在泸州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上半年，川南师范学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学行励进会相继成立。紧接着，泸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陆地区较早的青年团组织。同时，恽代英还在《川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一批有志青年聚集在他周围，后来逐渐成长为四川地区党团组织的骨干。

恽代英虽身在泸州，但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此，他在四川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都很有名气。年轻的阳翰笙曾像“追星”一般，从成都专程赶到泸州，与恽代英畅谈了七天七夜，从此更加崇拜恽代英。时隔60年后，阳翰笙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恽代英“平头，布鞋、一身旧学生服”的模样，与他心目中“海内有名学者、青年领袖”的校长形象相去甚远，使他不禁“肃然起敬”[12]10。恽代英的许多学生都将他当作墨子、圣人，其人格魅力在“同时代的青年当中有深远影响”[12]125。

建党前后，常州三杰的革命实践虽各有侧重，但无疑都推动了青年运动的革命化。瞿秋白“以笔为枪”，向革命青年系统地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张太雷受命整顿青年团，将苏俄的建团经验运用到中国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恽代英在四川地区掀起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推动内地青年团的建立，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投身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全国性革命风暴。在此期间，党团组织的宣传工作由常州三杰担纲。他们猛烈抨击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努力维护革命统一战线。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广大青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教授青年学生革命理论

大革命时期，青年学生成为最活跃的革命群体之一。当时，上海大学聚集了一批国共两党的理论工作者，成为青年学生十分向往的“革命学府”，时人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称。常州三杰曾同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职，讲授革命理论。他们上课风格各有特色，但总体生动活泼，且关注社会问题，引起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

瞿秋白理论水平高，讲课时旁征博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结合，而且能在课堂上高唱《国际歌》，用激情感染学生。恽代英讲课富有感染力，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生动诙谐。据阳翰笙回忆，在上海大学期间，对青年学生影响最为深远的教师要数瞿秋白和恽代英。瞿秋白讲马列主义哲学，“深入浅出，清楚易懂”；
恽代英“讲话逻辑严密，鼓动性强”[12]15。张太雷主讲国际形势、中美大学生思想与志趣的差异，“讲课时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毫无剑拔弩张的样子”[15]45。总之，常州三杰讲课风格各异，但都深受学生喜爱。

常州三杰同在社会学系，瞿秋白还担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之职。他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等教材影响很大。李维汉初读这个讲义时，认为它“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阐述”。恰好当时湖南有学校请他教社会学，他“就用这份讲义去讲”，深受学生欢迎[3]240。

同时，恽代英利用上海便利的交通条件，经常到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据罗章龙回忆，他和恽代英曾在苏南地区推动建立党团组织。那次苏南之行解决了不少问题，党团组织初步建立起来，革命刊物在当地的发行量激增[12]132。恽代英还通过书信指导南通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南通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刘瑞龙早年向往革命，就是因为在表姐家看了恽代英寄来的进步书籍[12]127。后来，恽代英还写信指导南通学生组织晨光社，其骨干成员基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青团。

(二)严厉批判国民党右派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许多青年对“革命与主义”的关系并不是很了解，对国共两党的理念也未必能够分清。常州三杰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理论功底深厚，他们都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引导教育，严厉批判国民党右派言论，努力维护国共合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党内继西山会议派之后，又出现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戴季陶主义，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迅速撰写了《读〈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真三民主义》等战斗檄文予以回击。1925年年底，恽代英公开演讲，通过对比方式，用孙中山的观点批驳戴季陶主义，并明确指出戴季陶的观点“差不多完全是反革命的”[20]，在青年学生群体中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恽代英奉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样得到学生的拥护和爱戴。他勤奋笔耕、埋头苦干，积极编写《政治学概论》《国民革命》等教材，努力构建军队政治工作话语体系。同时，恽代英利用《黄埔日刊》等舆论阵地，一方面系统阐释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耐心开释军校学生的思想困惑[21]。他文笔流畅，演说充满激情，讲究斗争技巧，深得学生的崇敬和热爱。当时在广州，恽代英被誉为“最好之演说家”[22]。

张太雷主要从事机要工作，先后担任多位来华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兼助手，他也曾主编过《人民周刊》。大革命时期，广东同志对其工作拼劲印象深刻，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并称为“四个特别忙的人”[15]109。中山舰事件之后，张太雷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等多篇重磅文章，帮助党内同志和革命青年认清分裂主义背后的真实面目。此举直击蒋介石要害，以至于他勃然大怒，攻击张太雷破坏两党关系。张太雷则撰文予以还击，先后发表80多篇文章，表明政治立场。这场论战在党内外影响很大，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瞿秋白也非常关注青年群体，认为青年的革命性和可塑性较强，应加强对青年的宣传教育。他认为，“学生不比成年人，他们思想未稳定，生活未独立，其中大半是可左可右的”，因此，“党必须同团努力加紧青年中的工作”[23]。他还指出，党报党刊的内容“鼓动青年群众，刺激青年群众太少”，宣传语言要考虑青年工人的文化水平，尽量采取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即要用青年听得懂的语言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引导，以达“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为革命青年解疑答惑

大革命时期，在众多的进步刊物中，恽代英创办和主编的《中国青年》对革命青年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创刊号上，恽代英鼓励广大青年，“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24]。为帮助青年解疑答惑，他专门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先后撰写220多篇文章和信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广大青年解除困惑、明辨是非、认清方向。

恽代英认为，必须有一个纪律严密、主张明确的党，才能救中国。他非常重视苏俄革命经验的示范作用。他说，俄国革命经验表明，“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就能“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人、兵士革命的团结”，革命自然可以成功[25]。他再三鼓励青年，要努力帮助改善国民党，“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26]。他还希望青年学生能充分利用假期，组织读书会，进行社会调查，以获得一些新知识。

恽代英较早注意到农民的革命力量，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1924年5月，他发表了《预备暑期的乡村运动——“到民间去”》一文，号召青年利用暑假“到民间去”，接触和帮助广大农民，发展革命势力[27]。随后，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号召革命青年广泛开展农村运动，将受压迫的青年农民团结起来加以训练，并提出“结交、团结、教育和研究农民”的口号。他甚至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有必要的预备！”[28]

此外，恽代英非常有耐心，对青年读者循循善诱。1926年1月30日，他在答复上海大学附中学生纲枢的信中谈到，青年“欲学而不能求学，欲谋生而无处谋生”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压迫造成的，“除了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状况”[29]，别无他法，即只有根本改造社会，才能解决青年的困难。王震、陆定一和胡乔木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晚年都回忆起《中国青年》对他们人生选择的影响。郭沫若曾评价：“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30]

国共合作时期，常州三杰这些富有学识和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从事宣传工作，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军。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反共势力，他们口诛笔伐，始终捍卫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针对青年的思想困惑，他们或走上街头，或通过专栏答复，始终关注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等群体的成长，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常州三杰贡献卓著、地位显赫，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常州三杰是五四青年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参与建党建团的伟大实践，确保党团组织始终引领青年运动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教育和革命经历，常州三杰成为当之无愧的“青年导师”。他们积极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紧密结合，助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关于前者的成果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
黄金凤的《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瞿骏的《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而关于后者的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谭献民、文斌的《“团一大”前后共产党人对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张太雷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李天华、朱迎的《恽代英青年思想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10期。

②从入党时间来看，常州三杰均于建党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瞿秋白于1921年5月在莫斯科由张太雷介绍入党，恽代英大致在1921年底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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