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突围：红军长征中对国民党谣言攻击的应对

陈金星 宋静

长征时期，国民党在国内外广泛散播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种种恐怖而荒唐的谣言，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污蔑诋毁党的光辉形象，给长征中的红军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因为当时党和红军未掌握较顺畅的宣传渠道，在信息闭塞的西南山区辟谣不是一件易事，在全民族抗战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同时承受军事“围剿”和舆论“围剿”、挨打又挨骂的双重压力。面对恶劣的社会舆论环境，红军将士用光明磊落的事实还原了真相，用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捍卫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国民党对红军的舆论“围剿”

自苏区建立至长征结束，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攻击持续不断，从对领袖人物的人身攻击到政治谎言，从吓唬群众的“鸡犬不留”到迷惑知识分子的“共产共妻”，从“投靠苏联、不要祖国”到“青面獠牙、专吃小孩”等五花八门，国民党散布谣言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种种卑劣伎俩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长征一开始，国民党便开始在其占领的中央苏区开展有组织的、以“清共”为宗旨的“特种教育”，目的就是要吓退正在革命化的群众，故意造谣诬陷党和红军，他们在报纸上数次公开造谣“红军已灭”“朱毛已死”等消息，妄图动摇军民信心。毛泽东的卫士陈昌奉回忆说：“长征前夕，这一段时间不但进攻我们的敌人更疯狂，国民党的‘剿共团‘保安团，还有什么‘蓝衣社‘复兴社‘CC和后方土豪劣紳、乱七八糟的土匪、特务组织，也到处造谣生事，捣乱破坏，形势很不安定”①。红军刚刚撤离，国民党便在苏区大肆颠倒黑白，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

在长征途中，国民党一直搞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企图在用武力“围剿”红军的同时，用谣言来孤立、打垮红军。蒋介石也多次部署所谓“宣传”工作，在1935年2月22日《蒋中正电令各军严肃纪律以争取民众》中明确要求：“我军除依照规定计划，迅速‘围剿外，尤须与匪争取民众，使民众不为匪用，则其势益孤，而歼灭亦易。”②长征期间，国民党的谣言宣传，一般由特务、随军政治训练班、各地党部党务宣传员、各地方政府组织的宣传队以及地方聘请的地主、士绅等，经过“施以军事政治之严格训练”后再行分派各地工作。他们常见的手段是涂抹红军标语后粘贴自己的反动标语，在乡间聚会演讲，散发传单，甚至还多次用飞机空投播撒传单。在湖南时，国民党地方政府组织宣传队轮流讲演“义勇队官兵之职责”“赤匪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剿匪即是保家”“赤匪之罪恶”等主题的反动宣传，“以期坚决各义勇官兵之剿匪意识，增加剿匪效能”③。种种险恶伎俩，无疑是国民党为分裂红军与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而孤立红军、“围剿”红军的诡计，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舆论“围剿”。

1934年12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将要到云南时，滇军指挥部要求各地开展反共宣传，还规定了督促检查措施：“本办法在公布实行后，一个月由本部秘密派员到各县、各乡间询问乡民对匪共之印象，以作各县宣传工作之考查，若宣传努力，确已使民众对匪共有恐惧，仇恶扑灭之心理，应由本部呈请予以奖叙，否则，宣传不周，本部当呈请予各党政机关，以溺职论处。”④1935年1月，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建立“云南省剿赤宣传总队”，从昆明派往昭通镇雄县开展反动宣传。据原“云南省剿赤宣传总队”队员崔龙光回忆：“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借机攻击、污蔑、谩骂共产党一番，开展反共谣言宣传。”⑤与此同时，云南镇雄县国民党政府还开始组建“县宣传大队”“区宣传中队”“乡宣传小队”，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召集政府职员和学校学生召开大会，高呼反共口号招摇过市。一时间，从街道到学校，从《云南民国日报》到偏远乡村的围墙，到处是红军“红眉毛，绿眼睛”“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⑥等种种荒谬、耸人听闻的谣言，群众人心惶惶。

国民党这种有组织的造谣宣传不仅仅在云南开展，在贵州、四川等地也随处可见、比比皆是。1936 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贵州石阡附近，国民党地方政府就大肆散播谣言：“前年共产党在这里吃过亏，这回来了一定要报仇，非杀个鸡犬不留不可。”⑦谣言引得石阡附近群众纷纷四处躲避，红军途经地方很多村庄封门闭户，不见人烟。

种种可耻的谣言，给红军带来极大困难。1936年3月，红军到达云南彝良县奎香乡时，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在乡村散播谣言说：“红军要把小娃娃一个个丢到天上去，用刺刀接着，把他们一个个戳死”⑧，不明真相的群众心惊胆战，纷纷在红军未到前就藏进山林及岩洞中。当红军到达时，村里四处无人，买不到粮食，伤员也没地方救治，十分困难。直到有的村民在山上饿得受不了，悄悄下山回村找吃的，才发现看到的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红军完全是两个样子，红军冒着严寒露宿在户外或者寄住在屋檐下，未乱动群众一根柴禾、一块门板。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发现受骗，之后便和红军打成一片，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而教育了群众，引导群众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时，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勾结土司头人妄图进行武装阻击；
另一方面散布谣言恐吓群众。不少藏族群众在红军尚未到达前就开始四处逃亡，赶走牛羊迁走帐篷，还有人隔着山梁远远向红军开枪，“因为两边的大山上藏着受国民党谣言蒙蔽的藏民，经常向我们打冷枪。见到人少，就冲出来用马刀乱砍，前面已有不少同志被杀害了”⑨，给红军造成极大困难和损失。直到有翻译告诉他们红军保护藏民，买卖公平，藏民亲眼看到红军保护活佛、喇嘛和寺庙，才知道红军和过去一些作威作福的汉人完全不同，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把红军称为“红汉人”。后来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成立苏维埃政府，当地群众才真正认识到红军的宗旨和严明的纪律，与他们建立起深厚情谊，藏民们开始主动向红军出售青稞、酥油、盐巴等，部队得到了较好补给和休整。

红军对国民党谣言攻击的积极应对

红军长征沿途交通闭塞，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社会环境为国民党的诬蔑造谣提供了温床，大批淳朴却缺乏辨别力的群众受到蒙骗，恐慌情绪又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红军遭遇到有口难辩的困难。面对恶劣的社会舆论环境，红军未被谣言吓倒和击退，而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与揭露，使得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原形毕露。

（一）以“行胜于言”的模范行动辟谣

事实胜于雄辩。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沿途所到之处，用为劳苦大众谋翻身求解放的实际行动和钢铁纪律，深刻地教育人民，使得党和红军得到各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拥护。红军各级指战员和蔼可亲、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群众打土豪分物资，鲜明的阶级情谊把红军和群众的心连在了一起。很多群众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他们踊跃为红军烧水、煮饭、缝衣服、医治伤病、当向导、驮运物资等，结下了深厚鱼水情。“红军没来怕红军，红军来了爱红军，红军走了想红军，苦难临头盼红军。”他们积极地从各方面给予红军大力支持，很多人还踊跃参加红军，在红军离开后，与之有关的很多物品、地点都被群众冠以“红军”二字，比如红军留下的马灯被称为“红军灯”，红军经过的“红军桥”，红军拴马的“红军树”，红军牺牲的“红军洞”“红军坟”等，都是长征途中各地群众热爱红军的真实写照。在事实面前，谣言就是谣言，无法遮盖真相，群众一旦接触到红军，便很快会戳穿谣言而认识到真相。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决维护群众利益，这不是一条可以变通的法则，而是从红军成立那天起就确立的“天条”，在铁的事实面前，群众依靠自己完全可以分辨是非真假。

“玩火者必自灼，失德者必自戕。”国民党散布谣言的伎俩一旦被群众识破，往往会催生出真相的揭露。群众只会对国民党的色厉内荏、卑鄙无耻更为鄙视和厌恶。1936年4月，為围堵红军，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镇雄县参加围堵，当地政府一再宣传“国军纪律严明”，要求群众“一致欢迎，毋庸惊恐”。然而当地百姓根本不信，因为1935年5月初川军参与围堵红军到镇雄一带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们都说“宁肯红军过，不愿川军来”。果不其然，中央军到当地后，拉夫抢粮、抢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穷苦人民惨遭蹂躏，其惨状罄竹难书，就连当时国民党地方官员都气愤不已，镇雄县县长和麒麟乡、常德乡乡长纷纷向云南省政府报告，有的控诉“中央军九十九师不守军纪，民间受其痛苦者，实难堪悉述也”，有的报告“中央军四十七师，挨户驻扎，无论男女老幼不准住处，一概逐出，任意搜索，上至屋梁下至柱足，莫不挖掘殆尽……”⑩国民党军队以自己的行动将污蔑红军“奸淫烧杀”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长征中，群众由最初受到国民党污蔑宣传所蒙蔽，四处逃散，到主动接触了解红军，再到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收治伤员，积极拥护红军，原因就是通过红军上门板、捆卧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这些小事的纪律表现，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相反国民党军队因为肆意妄为、无恶不作，即便标榜是“国军”却四处受困，这是谣言所无法改变的事实。

（二）以革命的宣传对抗反革命的宣传

红军自建立以来，宣传工作就是其革命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几乎伴随着红军的诞生而形成。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善于做宣传，发动群众是红军与旧式军队的主要区别之一。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起草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时写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在长征中，也丝毫未放松宣传工作，1935年中革军委发电至各军团要求：“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特别是追我的中央军。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夷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由此，一个以宣传工作为核心的、多种多样的革命文化活动高潮便在长征中发展起来。为打破敌人舆论“围剿”，辟除种种谣言，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红军首先是就地印刷、张贴宣传材料，如在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保护茅台酒通令》，就是红军针对当时谣言“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澡、洗脚”而作出的回应。中央红军在遵义时，利用当地书店和印务局印刷设备，印制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给中央军和黔军兄弟们的信》《告工农劳苦群众书》等文告，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印制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革命委员会布告》《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对苗族的标语口号》等，抓紧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事迹，极大地促进了各地民众的觉醒，对破除敌人谣言起到了巨大作用。

除印刷文告外，红军常见的宣传方式还有刷标语、画漫画，现今在广西龙胜县江底乡矮岭村巨石上刻着的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就是针对国民党特务散布的“红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谣言而做。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宿营时、警戒时及短期驻留时，在桥上、墙上、井边甚至国民党县政府，宣传员的标语几乎无处不在。1935年《红星》报第12期报道：“‘山西（红军代号）在两天之内共写一万四千八百多条标语，其中干部写一万条……”还有更生动的漫画，较著名的有黄镇在长征途中作的《川滇边干人之家》《红军彝族游击队》等，现今川滇黔三省有记录的红军漫画作品大致有20余幅。这些宣传都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不仅戳穿国民党的谣言，还播撒了革命火种，成为启蒙和教育人民的宝贵素材。

此外，红军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如歌谣、舞蹈、戏剧、曲艺等宣传方式。比如歌曲《红军纪律歌》、戏剧《蒋介石骂部下》、舞蹈《工农携手舞》等，在长征沿途曾广泛上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极大地促进了军民联系和感情。特别是戏剧《我当红军去》，“在长征中可算得‘保留节目，每到一地，都少不了它”-，这些丰富多彩的革命宣传，既鼓舞了红军士气，也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的反动宣传，诚如斯诺在延安感叹的那样：“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并非如此，而只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实事求是地以群众所喜欢和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还原了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对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和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围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巧妙利用谣言

谣言传久了，有时候散布谣言的敌人反而自己也相信了。以《云南民国日报》为例，1935年4月至6月，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报纸上反复宣称：“红军不过两三千人，皆已老而瘦，意志不坚，被共党率领奔逃”“查匪仅有三四千人，饥瘦已极，子弹缺乏，我联军四面包围，不难一鼓荡也”/。这些明显编造的消息经地方报纸反复报道后，很多人真的相信了。在国民党地方守军中，他们的上司也多次讲：“红军是土匪，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镖，青面獠牙的土队伍，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0

红军巧妙地利用敌人的这个错误认识，大摇大摆地“接收”了好几座县城，这就是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一书中记录的“智取三县”的故事。

敌人被自己的谣言所迷惑，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国民党大肆散布谣言的必然反噬。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一文中也記载了一件和“智取三县”如出一辙的事情，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一个县城时，敌人都传言红军是“土匪”，当他们见到一队整整齐齐、装备精良的红军时误认为是“中央军”而热情款待，连忙给红军办好粮食等物资筹备工作，还吩咐10个本地人当向导，县城各机关负责人想方设法通报姓名来“拜访”，弄得红军将士哭笑不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昆明附近后，进嵩明城和过官渡时，红军是由当地县长及军警负责人“迎入”，陈云还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解释：不是滇军“通共”，而是当时云南“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武器”“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好，公平买卖……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国民党在愚弄和蒙蔽群众的迷梦中自我陶醉，谣言最后沦为笑柄，成为预示他们无能和失败的典型征兆。

长征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的舆论“围剿”和巨大军事压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展宣传的软、硬件力量远远不如敌人，但红军将士未被谣言击垮，未动摇革命信心和斗志，他们模范遵守党和红军的纪律，扎实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工作，破除了谣言。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军军事和政治两条战线紧密配合，战术得当，打破了敌人的舆论“围剿”，不仅胜利完成北上的战略目标，还成为“宣传队”“播种机”。

面对舆论危机，相信群众、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破除谣言，赢得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历史也再次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军队必须永远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必须加强对舆论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才能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②⑦贵州省档案馆：《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下），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9、1279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④云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⑤/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491页。

⑥四川省文化厅、云南省文化厅、贵州省文化厅：《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⑧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4》，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⑩本书编写组：《红军长征过昭通》，内部发行，1986年，第363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4》，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9页。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0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第104页。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时代西部高校思政课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研究”（2021J0223）阶段性成果〕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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