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论“德”

郭 丽,高梦繁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在现有的《管子》研究中,程政举[1]、尹清忠[2]、李哲[3]认为《管子》具有德法并重的思想。王威威论证《管子》中有德教与法治结合的特点[4],孙熙国、黄维元从德论角度研究《管子》[5],焦伟在哲学语境下探讨《管子》“德”的意象表达[6],胡火金考察《管子》“德”的一部分内涵及其现代价值[7]。根据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者对《管子》全书涉及到“德”的总体内涵特性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就《管子》中“德”的内涵进行探讨。

《说文·彳部》载:“德,升也。”段玉裁注曰:“升当作登。”[8]“德”的本义为提升,本指位置的提升,后引申为道德的升华。“德”在古籍中多指道德、品行和节操,《篇海类编·人事类·彳部》载:“德,德行。”《周礼·地官·师氏》载:“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9]《周礼》中的“三德”,指的是“至德”“敏德”“孝德”三种德行,因此郑玄解释说,德行不仅指道德,还是内心道德在外在行为上的展现。《论语·述而》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0]孔子认为,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了义却不去做,对缺点错误不能改正,这是自己所忧虑的。在此,孔子强调了人应当注重品德修养。

《管子》中的“德”,有能力、技能的含义。《管子》认为,人臣需要精于一“德”。这里的“德”,是指一项技能,《管子·法法》载:“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11]313舜做天子时,禹的职官是司空,负责天下的工程设施。当时洪水肆虐,禹奉舜之命治理洪水,率领百姓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后成为舜的继承人。契是商人的祖先,舜时佐禹治水有功,任司徒,负责教化百姓。皋陶的职官是李,负责天下的司法。他主管诉讼事务,以公正著称,他重视道德修养,通过百姓的道德完善,避免他们刑罚犯罪。后稷是舜任命的农官,主管天下的农业生产,教民稼穑,是周人的祖先。舜为天子,禹、契、皋陶、后稷是天子之下的贤人,禹精于疏通河道、治理水患,契长于教化百姓,皋陶善于用法律预防百姓犯罪,后稷对农业生产和农作物栽培贡献很大,他们四人都精于某一项才能,以立身侍君。

《管子》中的“德”,又有美好品性之意。《管子》云玉有“九德”,象征人的九种美好品性:“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12]815玉具有仁、知、义、行、絜、勇、精、容、辞九种高贵的品性,“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淸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12]815玉温润有光泽,象征仁爱的品德;玉清澈而有纹理,象征着智慧;玉非常坚硬,没有皱缩,象征着道义;玉锋利而不刺伤人,象征着美好德行;玉颜色光鲜,没有污垢,象征着纯洁;玉宁折不屈,象征着勇敢;玉的瑕疵、优点皆可直接看到,象征着诚实;玉的华美与光泽交相辉映,却互不干扰,象征着宽容;玉轻轻叩击的时候,声音清扬悦耳,纯而不乱,象征着专一,故君主贵之,以之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12]815《管子》将九种美好的品德赋予玉,证明“德”的内涵非常丰富,美好的品性都可命之为“德”。

君子能够体现“德”诸种美好品性。《管子》讨论了君子之“德”,管仲与隰朋的观点有不同。《管子·小问》载:“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12]969在隰朋看来,君子应当如同粟一样,甲在内而处,叶居外而卷,芒在外有兵刃,君子应当刚柔并济,进退自如,对于功业和名声不自专。管仲认为,“禾”具有君子之“德”:“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12]969禾苗小的时候,柔顺摇动,似孺子;及苗长大,则矜持庄直,如士一般;等到成熟的时候,禾成穗而益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禾成熟结实为谷,天下得之则安定,失去则危险,故“禾”有“调和”之义,所以禾可以“比于君子之德”。“君子之德”在隰朋看来是士的刚柔并济;在管仲看来,是在谦虚庄重之中承担大任[13]。

在探讨《管子》“德”的基本内涵基础上,我们发现《管子》对于“德”的哲学特性、四时五行之特性有论说,对于君臣的执政品德与国家管理亦有阐述。

《管子》认为,“道”寓于“德”之中。《管子·心术上》载:“德者,道之舍。”尹知章注曰:“谓道因德以生物,故德为道舍。”[12]770“德”为得,《管子·心术上》载:“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8]770“道”无为,其所馆舍之处为“德”,“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8]770。“德”是“道”的载体。“德”发形于外,通过人的外在表现,可以看出其德性。“德”在潜移默化中,能够“化育万物”,《管子·心术上》云:“化育万物谓之德。”[12]759

“德”无始无终,不可计量,《管子·幼官》载:“卒乎无穷,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以“道”畜民,以“德”养民,则民众团结一心,敌国不能伤,“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12]176。遵循“道”“德”运行的规律,则举动顺畅,不能为敌所败,“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11]320。

“德”在心中,内心至诚,会穷尽万物之理,“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12]778,“德”自然到来,非常玄妙。人不要过多沉迷于感官享受中,因为沉迷感官会扰乱内心,“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12]778,内心保持平静安宁,则谓之“内德”,《管子·内业》云:“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12]937-938人外形端正,内心加强修养,道德自然来到。神明的最高境界,是能明确地认识万物,内心端正,不生差错。内心不为外物所侵扰,这就是“中得”。

人有高尚道德,智慧自然提升,能够使万物各得其宜,“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12]931。成功之人,必定德行完备,又能审时度势:“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11]214圣人当顺应季候特点,“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11]218,符合时机则行动,不符合时机,就保持静默状态。以“静”的状态避免刑罚,避免祸害,乃是人之常情,如同“犹夏之就凊,冬之就温”[11]219,贤者虽复退身,不息修业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乱世清明,俟风云以举翼,故贤人之德业可久可大,“大贤之德长”[11]219。

贤者内心安静,道德充裕,无求于人,柔静安乐,以谦虚为“德”,不与人争,“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12]888。贤者安详宁静,柔和克制,做事镇定。在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上能立足,在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上能做成;保持柔弱的品格,但是做事能够坚定不移。贤者做事不违天时,不扰乱百姓,按照时节做事。《管子·宙合》曰:“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11]227渊泉水流而不尽,深奥而简约,布施万物,圣人之德润泽万物,其道德流布,如同渊泉一样,加于万物,故圣人之“德”与天地同在。

“德”合春夏,刑合秋冬,《管子·四时》云:“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德”与四时运行规律相顺应则有福,违背四时则有祸,“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12]838。

春之“德”。东方为春,为万物生长之时,《管子·四时》载,“东方曰星,其时曰春”[12]842,春德为万物发生之时节,“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12]842。春天以正阳为宗,此时应当修筑堤防,深耕种植树木,进行农业生产,修筑桥梁与沟洫,修房屋,赦免有罪之人,以助春天之气,“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12]842。

夏之“德”。南方为夏,为万物长大之时,夏之气为阳,“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12]846。阳为火与气,夏之德是施爵禄,舍有罪,作乐辅之,“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12]846,夏天当赏赐爵禄,修神祀,根据功劳赏赐贤人,行恩赏以助阳气,“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动阳气”[12]846。如此,大暑乃至,时雨降落,五谷百果丰收。土位在中央,承火之后,以土德辅四时。此时风雨最多,土无不载,无所不生,中正而无偏私,“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12]847。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寒之后有丰收,如此国家昌盛,“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12]847。夏季当奖赏具有“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的人。君主还要在夏季以爵禄奖赏升迁大臣,礼遇孝悌贤能,劝勉有功之人,《管子·禁藏》载:“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12]1018

秋之“德”。西方为辰,为秋季,为阴气,《管子·四时》载:“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12]851。秋主刑,大刑用甲兵,“阴生金与甲”[12]851。秋气凄恻,以忧恤哀怜为德。静正为阴之性,君主当顺秋气而静居,不敢为淫逸过失,“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12]851。君主当治理军旅,根据民众的资产确定税收,奖赏有才干的人,收获农作物,“毋使民淫暴,顺旅聚收,量民资以畜聚,赏彼群干,聚彼群材,百物乃收”[12]851。秋气收敛,人不能懈怠。秋季又是征伐的季节,可征伐作恶的诸侯。讲究诚信,必能克敌,“使民毋怠,所恶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则克,此谓辰德”[12]851。

冬之“德”。北方为月,时令为冬,气为寒,冬时花叶凋落,唯树干存,故以淳质为“德”,藏之以周密,《管子·四时》载:“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12]854冬季为藏,禁人私徙,令为静止,地气乃不泄。阴气主杀,故断刑致罪以应之,不赦免有罪之人,“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12]854,如是则大寒乃至,甲兵强盛,五谷成熟,国家昌盛,边境防卫安全,“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榖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12]855。冬季掌刑罚,实施政令需要符合季节,冬季实施春政则阳气发泄,实施夏政则有雷,行秋政则会干旱,造成“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12]855,国家会有灾殃。故圣王按照时节立政,因教而习武,设祭以显德,“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12]855,使圣王之行与天地之道符合。阴阳需符合节气,以避免灾异产生[14]。日食为失德,月食为失刑,彗星为失和,风与日争光明为失生,故圣王当修德、修刑、修和、修生以与天道相应,“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12]855。

品德是君臣执政须具备的重要的前提。国家没有因为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是因为君臣有过失,或者是君与臣德行不好,或者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过失,或者与其他诸侯国有争执,故出现土地削弱,国家危险的局面,《管子·法法》曰:“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11]304国家不是因为其地域广大而有功名,必然是君臣有德行,国家管理制度符合国情,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也取得外交上的胜利,然后立功而取得美名,“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11]304。

治理国家以君主为主,国君应注意个人品德的修养,方能在国家之间实力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管子·兵法》载:“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11]317君主当效法上天,无有私德,效法大地,无所亲私,重视法律的实施,《管子·版法》载:“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11]128

君主虽有威严,既不能事事尽贤,须纳贤而自辅,《管子·法法》载:“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11]308君主掌控臣下的生、杀、富、贵、贫、贱的权力,“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11]308君主具有德行威严,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才能与品德,而是因为君主的身份。君主掌握生杀大权,掌握着臣下命运,能通过使人富裕、使人贫穷的方法,管理臣下;还能通过使人尊贵、使人卑贱的方式,驾驭他们。国君通过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可以有效控制臣下,所以君主需要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

君主当近“德”远“色”。《管子·戒》载:“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12]513-514国人担心挨饿,则君主应减轻税敛;国人担心刑罚过分严酷,君主当宽刑罚。“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12]514君主接近品德高尚之人,远离女色,则国内之人会将国君看作父母一般,其他诸侯国的民众也会纷涌而至。失德、威则会使君主陷于危险境地。人主不当过分看重喜欢的人,否则是失德,不过分厌恶不喜欢的人,否则是失威,《管子·任法》载:“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君主失去威和德,会陷于危险境地,“威德皆失,则主危也。”[12]908圣明的君主能够正确掌握六种权柄,“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12]909,则必然能够安定国家。

君主制定道德,百姓会向风而化,《管子·君臣下》载:“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12]583道德振兴需要君主努力,君主应当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优游以畜之,可以止乱,百姓必然喜悦;选拔贤良,礼遇孝悌,避免奸诈虚伪;制止淫逸之行,隔绝男女不正当的交往;等级有别,以劝勉有功之人;严格执行法律,令行禁止,民没有怨恨之心。上述诸多行为,能够提升民众道德,这是治国安民之道,“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12]574。

君主尊重贤人,将职位授给品德高尚的人,则可以为帝,《管子·幼官》曰:“尊贤授德则帝。”[11]139君主身行仁义,做事尽心,讲究信誉,可以成就王道;精于谋略,明白礼仪制度、法律规范,选用有才之士,可以成就霸道。君主若能“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11]139,君主对臣下,以道德教化他们,施之以恩惠、待之以仁爱、导之以道义、报之以恩德,在交往中讲究诚信、用适合的礼仪,以音乐与之和乐,使他们有成就功业的预期,以官爵打动他们,通过权力威慑他们,恩威并施,则上下同心,国家安定,诸侯信服。

大德之君使君臣各守其分。国君治理国家,不将个人私欲强加给人,政令无私,则海内宾服,《管子·宙合》曰:“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11]211大臣任力,忠于国君而不争夺利益,完成该做之事而不专享其名,大臣互相敬爱,夫妇和勉。若是君主政令失误,则阴阳失调,国家败亡;大臣旷职,则百姓不能衣食充足,故散亡。君臣当各守其分,则国家安宁,此之谓大德。君主需要用德才兼备之臣。设立辅相时,要罗列他的功绩、考察他的德行、评论他的功绩、看他合不合法度,经过考核比较,各方面都适合,然后举用他,举用后要尊重他们的权力并充分予以信任。《管子·君臣下》载:“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叁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12]586如此治理国家,则民不以苟且为生,人人讲究道德,才能成就君王的伟业。

道德的教化表现在各个方面。《管子》认为,对于出入齐国国境的人,要审查其德行,这对于奸佞之人是一种制约。《管子·问》载:“视其名,视其色,是其事,稽其德。”[11]499要观其外表,使权诈之人无法实施权谋,邪恶之事没有产生的机会,“以观其外,则无敦于权人,以困貌德”[11]499,则国内无奸人。

在农业生产中,为政之“德”是劝勉民众植树、种粮、修建公共设施,以保证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抚养鳏寡孤独,问候生病与家中有丧葬之人,冻馁之人给予衣食,赈济贫穷之人,“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11]195,这是实施仁政的好办法。只有任命有德行的人才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想要粮仓充实,就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要使府库里财富充盈,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颁布法令如流水的源头,要顺乎民心。《管子·牧民》载:“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11]14将国家交给品德高尚的人来管理,则国家安定;用心于农业生产,则粮食丰足;种植桑麻,繁殖六畜,则民富;政令顺应民心,则威令能够实施,“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11]14。

职位要给予有道德的人。《管子·立政》云:“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11]59臣下之道德、信义未明者,不可给予尊位;功劳未著,不可予重禄;做事不能取信于民,不能任大官。其总的原则是才能、功劳与禄位相当。在任用官员过程中,宁可为过于君子,不能为过于小人,因为小人制造祸患深。

为政立威行德,则天下安定。《管子·幼官》载:“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11]177君主若是通晓做事的策略,就能知道如何进行政治管理;明晰军事器械的优劣,就能判断军事作战中,哪一方能够取得胜利;真正懂得谋略,就能战胜敌人;真正懂得道德的核心要义,就能安定天下,说明《管子》将“德”放到了极高的地位。官有分职,可以立威严,定法律,发号令,“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11]177。圣王治理天下,“德”实施于春夏,刑罚于秋冬,刑德并用,“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12]857。圣王治理天下,深知物极必反,终而复始的道理。他在春天实施德惠,延续到夏天。在秋天实施刑罚,延续到冬天。刑罚、德惠并行不误,四时均是如此。君主有德,则天下之人亲之,《管子·正》载:“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12]893君主之“德”,是爱护百姓,使人民生养众多;君主利民而不以君主个人获得利益为首要目标,则天下百姓会对他产生亲近之情,这就是君主之“德”。治理国家,当“刑”“政”“法”“德”“道”并行,“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12]893。以刑法实施狱讼,以行政进行管理,以法律约束百姓,以美德进行化育,以大道启发他们。君德及人,则致和静,“致德,其民和平以静”[12]893。以道养民,则民亲附而不争斗,“致道,其民付而不争”[12]893。圣明的君主公平赏罚,《管子·枢言》载:“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11]254公开行赏,所用财物并不多,不会造成浪费;明确的法令不会造成残暴。赏罚明确、赏罚公开,是“德”的最高体现。道德高尚,讲求道义,“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11]244。君主虽然人众兵强,而不倚强凌弱,不对其他诸侯国造成患难,则必能称霸。若德行有欠缺,则不能王天下,“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11]288。君主若是遇到有威望与自己并列的,在军事上与之有分争,其恩德却不能使远方的属国归服,又不能号令近处的诸侯国家,使之听命于己,则不能称王天下。尽管《管子》云“以法治国,举措而已”[12]916,然“法”还是通过有德之人得以实现。君主治理国家,以“德”为根本,对于民众的管理,多以道德化之。其间虽有《韩非子》主张“德”不能化人,必须根据法律裁决和处罚有罪之人,使顽民改正陋习,但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这并不是唯一正统的观点。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君主应当具有高尚的品德,大臣亦当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以身作则,为民作出榜样,民受到感化,做事顺从正道,国家处于熙熙乐乐的环境中。上古时期“德”最高的代表是继黄帝之后的尧、舜、禹三位圣王,他们重视教化民众、自身具备的良好品德,为后世历代所推崇,是世人赞美和效法的对象。

“德”在《管子》中论说比较详细。虽然《管子》有诸多篇章论述“法”,但“法”是在“德”的基础上进行。《管子》认为“德”是“道”的载体,“道”无形无声,体现人类最高智慧,体现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在“德”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德”无始无终,不可计量,给人带来不尽的好处。有德之人,做事会远近高下各得其宜。“德”以其柔弱,战无不胜。君主具有“德”这种品质,则天下人亲之,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也是战胜别国的重要法宝。《管子》为一年的四季赋予相应品性,谓之“四时之德”。“四时之德”应当顺应春夏秋冬的季节特点,顺应阴阳之道,发展农业,安定民众生活。《管子》强调了君臣的德性。君主首先应当注意个人修养,做到无私德私亲,谨慎终始,近“德”远“色”,需要以“德”立国,使民向风而化。大德之君必然是具有极高智慧之人,能够用德才兼备之人管理国家,使君臣各守其分;认为“德”与职位相称,方可行德立威,使万民和谐。《管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在形式上主张礼乐文明,其实质则是以“德”治理国家。“德”是法的根本所在,惟有如此,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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