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结构性革命——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

杨赫姣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进入21 世纪以来，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引介，与之相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政治运动的传播与探讨逐渐展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一直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对其思想核心的研究，相对明确及充分，普遍认为福斯特在有力证明马克思理论中包含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思想，在与奥康纳的争论中重申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问题的本质关联，通过生态革命思想强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根据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基于学界已有研究，本文试图重新审视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基于两个思考向度：第一，生态革命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 也就是生态革命能否超越认识论建构而真实具有引领实践路径的前提性批判，这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生态问题的现实价值；
第二，什么是生态革命？也就是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不仅加强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它能否为我们提供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与生态实践观相统一的入口的思考。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迅速崛起，试图在充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及反生态中走出生态危机困境，其蕴含的纠正路线是以突出社会发展的生态学要求对社会结构及组织方式进行生态社会主义建构。

其中的代表人物福斯特极力倡导“一种真正的生态和社会革命”［1］7，批判生态现代化对实现真正的生态和社会革命的制约。

实际上，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博尔丁在《组织革命》中最先提出“生态革命”，1972年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马尔库塞在《阻碍革命与反抗》一书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提出重释自然与革命，从理论上建构生态革命新路径。

1989 年美国环境史的领军学者卡罗琳·麦茜特也在著作《生态革命》①《Ecological Revolution》，根据著作内容，本文采用“生态革命”作译名，另有译成“生态学的革命”“诸多生态革命”等。中指明人类将面临诸多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革，这种变革具有人类自身的根源。

生态革命集合了人们面对生态危机力图消解文明威胁的实践思虑。

随着生态革命理念的提出，绿色生态运动的兴起成为推动生态革命探讨走向革命化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70 年代前后，4000 多个绿色组织在西方国家崭露头角［2］，加速了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转向。

在此背景下，较早关注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关系地探讨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广泛深入到生态革命原则和路径，从“生态中心论”逐渐深化发展为融合政治批判的广义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在探讨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相一致的逻辑前提下构想社会发展未来模式。

生态革命也真正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走向理论成熟的过程中的标志性概念。

而作为成熟阶段的主要倡导者和诠释者的福斯特想要更加深入探讨何为“一种真正的生态和社会革命”［1］7。

他认为，这种革命需求的背后蕴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否真正发生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革的审思。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生态问题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其顺应资本逻辑而不是顺应自然逻辑具有明显的非生态本性。“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3］88也就是生态正义的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原则及实践变革来回答，而不是从道德主张去解决，那种呼吁生态友好的道德革命只会让我们忽视一种“更高的不道德”，因为“如果个人转化道德立场，尊重自然，改变自己的繁衍、消费以及商业行为，生态环境就会好起来”［4］的推断成立，就会使人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的必然破坏。

因此福斯特强调超越现代生态伦理的道德探讨方式，超越以微妙且难以捉摸的内在复杂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制度难操控的复杂性，彻底地投身于实践的斗争，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推进生态革命，因为单一的道德探讨都将在试图寻找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或寻找代替制度的一致性的尝试中宣告失败。

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发展逐渐凝合了生态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的一致性，正如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发现并强调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既不是分离和优越于后者的关系，像当代资本主义所假定的；
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像生态中心主义所相信的。

相反，社会与自然是辩证联系的，以至于一方是另一方的体现。自然是被社会地生产的，而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5］福斯特认为“生态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割的”［3］84，我们的生态问题源于我们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反映了人类关系的恶化。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了批判，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需要完成在从生态转型到社会的生态革命的实践路径，“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1］6，“生态革命”应该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意义，认为“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正的生态革命”［1］22必然与广泛的社会革命相联系，而不是依据利润增长、技术奇迹等“被引导着去相信，改良的工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不需要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1］9。

福斯特在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解中得到了实践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逻辑，对于我们探讨生态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尝试中也包括着福斯特对生态革命认识不同程度的局限，相比较而言，注重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使福斯特在基本逻辑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结构性探索中走得更远，也更加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生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发展能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化学反应而不仅仅是物理反应进行深刻的思考。

这种深刻的思考反映在他对生态社会主义两种实践结构的探讨之中，即生存性结构与生产性结构。

福斯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构的破解建立在他所指出的一个必要前提之上，即回到了马克思“人的无机身体”。

人的现实性与人的自然存在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是无机的连接，而是有机的统一，表现为人的无机身体的延展和人的劳动的创造，因此马克思并非教条地谈论任何撇开现实的臆想前提，而恰恰是在现实中用来满足生存的物质生活才是经常性的前提。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构成了生态正义的条件与原则，强调首先恢复生态正义的途径在于把握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物质之间的“新陈代谢”，反思“自然异化”。

福斯特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找到了理解“自然异化”的合理逻辑，认为马克思强调的自然异化主要指“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
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6］17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建立于对生态关系的理性前提之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维度。

福斯特基于此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结构。

福斯特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存性革命”维度上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

他指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分析力量在于他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6］127，唯物主义具有本体论性质，不应该因对实践的加以强调成为阻碍人们认识自然物质前提的结果。

但同时福斯特区分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前提，“自然——物质世界——是人类存在的前提；
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在其所有的各种定义形式之中——以及人类历史的前提”［6］128。

他认为不能对人的生存性结构存在进行形而上学的曲解，也不能回到非对象性的活动中审视人的生存性活动。

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凸显虽然善意且美好，但必然导致二元论（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社会运动中）的论调不仅在哲学上遭受到拒斥，在道德领域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生态正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对生存性加以有机化的认识，而不是理想化的设想。

福斯特的生态思想中蕴含了生态发展以生存性结构承诺自然的存在与发展的意向，把人的存在与发展看作是与自然的不谋而合，“生态”才被赋予了动态的表达，而不是静态的持守，因而福斯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必然凸显为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辩证融合，即必须在生态的基本原则和思维方式中才能够成为有效的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更需要在生态正义的基础澄明中获得更多现实力量。

福斯特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结构的核心在于“生产性革命”。

福斯特认为所谓“生态革命”首先应避免将它理解为生态现代化等对资本主义现已具有的生产制度甚至文明进行改良的设想，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生态的本质相异，指出绿色工业革命、绿色技术革命与生态革命存在着内在差异，而差异性往往表现为在生态革命作为生产的永续功能的提升还是作为生态问题可持续性解决的不同选择上。

福斯特在《漫长的生态革命》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世界不可避免的一体化意识日益增强，这促使科学家们探索更为可持续性的发展形式……但需要更高水平的科学发展——一个不单纯的关注于地球的机械操纵以及作为居住者谋求私有的目的，而是要建立在对构成生命系统和人类生活本身的复合的集群的理解和关注基础上。

因此需要进行生态规划，但（这种规划）只有在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在更广泛的自由的需要超越了商品经济中的个人利益的需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7］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一系列举措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催促生产的可持续，增长的可持续，资源、能源、材料消耗的可持续，而不是生态的可持续。

“可持续”内涵要求是化解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在矛盾，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行清醒的分析才能获得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审慎思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我们可以从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普遍担忧中检视出生产性结构对生态社会主义构建的现实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除了涉及生态问题本身也更为广泛地出现在社会生产等范围内。

如大卫·哈维指出的：“所谓的自然灾难一点也不自然，人类的知识大致足以缓和和应付多数环境灾难的威胁。

但是，资本若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估计必须经过一些斗争——资本交战各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受极其方便的成本转移做法影响的人与资本的斗争。

问题迟迟无解，原因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归咎于自然的限制。”［8］223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资本主义业已形成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与生态正义存在着内在矛盾，同时也反映出资本社会中的生态正义的解决需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贯穿于生产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来自生产对资源、能源、材料的占有，以及随之产生的分配与消费问题，蕴含其背后的根本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现所有制的问题。

而当环境保护以社会运动与政治倡导的方式进行时，人们更加需要回到对生产的关注，因为生产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表现为生产与生活的分离，在这种现代性中容易忽视生产所展现的生态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忽视生产与自然的关系，忽视决定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反思，而这种现代性造成的必然是对资本的进一步依赖，进一步地在扩大资本逻辑中实现非生态的追求，造成资本与自然矛盾的致命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并不是环境主义所能解决的，是对社会整体正义提出的现实的挑战。

二是自然美学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出现的“资本不得不尽其所能，将自然的各方面私有化、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8］225，以可预见的方式破坏了自然的丰富多样性，是人对于自然的世界的审美陷入了资本塑造的异化，我们以惯常思维下以交换价值看待自然世界，将自然的使用价值延伸到人的资本构造之中，忽视了对于自然美的价值的保持，因此对于自然采取的行动手段便是资本逻辑下开展的，而生态正义需要生态的逻辑，生态的逻辑首先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辖制。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社会主义生产性结构的立足点，以此恢复对生态逻辑的主要凸显。

福斯特对于第一个问题的重要见解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强调城乡对立关系的解决是克服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1］189。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关系的批判认识集中体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社会设想必然要容纳的内涵。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呈现的事实就是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人口与土地的动态变迁，这种隐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要求之下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一方面失去了与此相协调的农业生产为依赖的土地和资源的生态化认识，另一方面对于相应资源的占有加速了自然之物交换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使用价值的凸显。

“自然需求的系统异化”是资本逻辑中的体制矛盾，表现在逐渐加剧的城乡的敌对分工，最终在城市与乡村出现了自然的非历史性（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被割断）。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常常表现为商品目的与消费手段，常常机械化地将扩大生产、加大利润空间视为理应的举动，而这样之后出现的问题也是显著的，于是将这些问题转嫁于科学技术，而实际情形却与应有的生态理想相悖离，于是福斯特提示到：“环境问题也不应该主要通过经济棱镜——即在它从它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的程度上获得自身的重要性的意义上——加以观察。”［1］190生态在能够成为增强全球性竞争的新核心被现代化之外，在现代资本主义当中并没有实现对于生产性结构的变革作用。

绿色技术不能完全等同于生产的生态化以及生态的经济发展，而是生态现代化的表现。

而这种生态现代化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生态正义，也就没有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原则，因为“虽然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确实已经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持续上升，但是，全部结果并没有减少能源和材料的消费……‘现代化’技术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目前的单调生产永远持续下去，而不是解决生态问题”［1］13。

新陈代谢断裂发生在资本主义无法保证可持续性内在逻辑的矛盾。

而生态矛盾的深层矛盾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矛盾的现代形态，这就分化出了另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影响。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蕴含于福斯特所关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即世界异化。

福斯特认为当社会主义的发展缺少了生态的应有之义，人类在自我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表现为与地球的疏离，世界失去自然属性也是必不可免的。

当人与世界的疏离在所难免，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单向度的，一方面不能看到自然界的原始美与多样美，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的多维性。

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也就是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去认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美也是人性美的一部分，是人的多样性的基础，结果才能引致“这种对自然福祉的关注——反对人为需求和刺激——既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同时也是一种可持续性人类社区的先决条件”［1］239。

这样才能够真正树立起自然对我们开放。

人类应该反思自我需求的限度，生产是人类自我需求满足的重要方式，但不是满足自然的方式，生产性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实践的目标，积极进行人类社会可持续的调试，通过社会结构化的优化，满足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融合目标。

正如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

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9］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活动需要在不断调试对自然界带来影响方面进行着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变革，这也正是福斯特强调的“生态革命”，而“生态革命”其重要性就在于实践地面对生态问题中出现的生存性与生产性结构，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有机统一中推动生态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向。

福斯特在关注气候突变、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中意识到，地球和人类文明面临的生态风险指向的发展路径不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倡议宣言与多层改良运动，而是在同经济制度、政治民主等社会架构中探索的底线变革。

福斯特指明“今天的环保主义在原则上旨在采取必要措施减轻经济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而不挑战导致我们目前面对大量环境问题的经济制度。

我们所说的‘环境问题’到最后主要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

即使是最大胆的解决气候变化的现有经济措施，也远远不能满足保护地球所需要的行动——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限制一切计划的‘底线’是保证生产和利润的持续快速发展”［1］45-46。

然而真正的生态革命应该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奏效的快速发展方式的革命，如果我们对于生态革命的态度依然停留在纠正现象，而不是直接的、根本性转型，所谓的“大过渡”又能出现什么样传统形态的变形？人类生存及发展是否又将徘徊在生态乌托邦主义的预设之中呢？

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呈现出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结构性反思，正面回应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革命的困境，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问题作出这样的预测：“生态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按照其合理的结论——两者互为充要条件。超越人类异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在任何可观的程度上都不可能实现，除非它与超越自然异化的目标同济共进。

同样，如果不解决社会异化，超越自然异化的生态目标也不可能实现。”［1］28福斯特为生态革命提供了一个必然出场，即社会主义的生态革命。

福斯特在《组织生态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生态革命只能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发生——我坚持认为，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革命，若要生成符合真正的大过渡（Grea transition）的平等、可持续性和人类自由条件，就有必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下的底层劳动人口和社区的斗争获取主要动力。”［10］对社会主义生态革命的决定性力量的认识已经具有了深透资本主义制度意味，从福斯特的生态革命思想中可以透视出，生态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外来之物，生态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包含着对生态革命的深刻揭示与践行策略。特别是面对重大环境问题以及由生态引发的社会整体正义问题时，对生态革命的社会结构层面的思考越加重要。

生态革命与其说是对社会革命的补充，不如说只有加以改变社会制度的生态革命成为现实力量时，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才能真正在全面的合理化结构中呈现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统一。

而这种把握有必要从福斯特那里得到启示：必须从生存层面的认识革命上升到生产层面的制度革命，最终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现实中展开社会主义的生态原则建立。

生态社会主义的结构性革命启示我们从自身制度优势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理阐释“生态革命—社会主义的生态革命——社会革命”的发展性结构。

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革命如果没有根本性认识变革社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从情感和生活现实中出现的变革都是缺少实质力量的。

深化生态社会主义的结构性革命，在全球文明转型的话语构成中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入把握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相一致的实践自觉与政治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建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展现社会主义规律特征及发展优势。

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协调发展的文明进步观，在尊重自然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探索系统全面的社会转型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引领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倡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有机统一提供了实践思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要形成的基本特质就是基于现实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正义向度，将生态共生与社会共处紧密结合，“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1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整体把握生态文明的结构性要素，不断以此为根基深刻描绘人类文明新形态。

福斯特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生存性结构的事实描述与生产性结构的深度反思，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为生存性的实践结构提供了基础，人与自然新陈代谢下的可持续性认识是解开生产性结构的重要钥匙。

福斯特生态社会主义内涵结构性革命的合理要素，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参考，他强调在生态社会主义追寻的生态正义中体现社会结构性正义的本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一种合理化的设想。福斯特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一场真正关乎社会形态的生态革命带入我们的视野，其对生态社会主义建构的实践结构反思，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实语境及发展原则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革命的深入预示着一种面向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主导方式的到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是关涉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机，如福斯特所言：“在一种为了人类和生态解放的真正革命性的斗争中，一个有机的世界正近在咫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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