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

魏文斌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1957年《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出版，此书被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的一本必读书籍”，P.C.卢兹甚至将这本书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1]。同时，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最早就是围绕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展开[2]。此外，拉铁摩尔亦在20世纪30年代同魏特夫就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民族等多方面内容展开过学术交流，并在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吸收、发展了魏特夫的许多学术观点与研究思路[3]。然而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1959年犀利地评论道：“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是一本后人只能与‘冷战’时期的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4]魏特夫个人复杂的政治立场对其学术表达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他进行学术评价时要始终保持唯物辩证分析态度。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正式大范围传播基本始于1989年《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出版[5]。在此之前，学界对魏氏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理论以及日本水利史学界提倡的“水利共同体”[6-8]。因而中译本出版后不久便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与讨论，再加之此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魏特夫个人的复杂政治立场，因此仅在1992—1994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便举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相关专题讨论会，并且在1997年李祖德艾出版《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总结这一时期的讨论状况与相关成果[9]，此后魏特夫及其著作几乎从中国学术界讨论中“销声匿迹”。

直至迈入21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和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魏特夫才再度进入到学术界讨论之中，并以新时代学术视角重新进行审视、探究，吸取其中可取之处以满足中国学术界自身发展的需要。

1.1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出版前的传播情况

中译本出版前的传播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基础性研究，主要探讨“东方专制主义”的学术史和基本学术概念；
其二是可以看到部分探讨或提及“东方专制主义”的声音，实质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的延续和再讨论。

首先，如廖学盛、孔令平和彭小瑜等就从梳理“东方专制主义”的学术史发展切入，借以阐释“东方专制主义”。廖学盛将魏特夫结合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与专制主义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东方专制主义”称为特殊的“水利社会”，并认为，“很明显，这完全是他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凭主观想象捏造出来的一套模式”[10]。最终将全文论点落脚于“专制主义”并非东方所特有，所谓东方的“专制主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性，但因为缺乏更为直接、具体的历史性批判论据，大多流于学术史形式的资料堆积和一般性的区域比较。孔令平则文如其题，立足于“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整理与介绍，没有深入探讨此概念的演变规律及其本质，导致“有述无论”[11]。同廖、孔不同，彭小瑜的出发点为批判“欧洲中心论”，并借助“史学归约”视野深化研究层次，具有较高的学术探讨价值。“‘东方专制主义’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二者所包括的概念、观点是不准确或谬误的中外史学相关归约主要的来源。”[12]的确，无论谈及学术概念上的“东方专制主义”还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他们的思想来源虽然都包含着“欧洲中心论”，但仅得出“派生物”这样的认识显然不够全面。

其次，在对20世纪50—6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再讨论之中，有一篇直指魏特夫及其观点的专文——《驳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颇具代表性[13]。该文在前言结尾处总结概括此书存在三大问题，尤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误读。不过作者吴大琨与前文提及的学者们都很少详细地阐述魏特夫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过多地聚焦于其政治立场、政治偏见言论，致使文章说服力有所不足。《社会的科学：对魏特夫的生平和著作的理解》的翻译就对这部分空白有所填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魏特夫历史形象更加全面、立体[14]。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过多地探讨魏特夫个人复杂的政治立场、选题视野较为片面、缺乏跨学科研究等；
但这些学术成果无疑为后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特别在理清“东方专制主义”基本概念与学术史方面做出卓越贡献。正如《我国史学界对世界古代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审慎态度就可为这段传播时期作结：“对上述问题作出定论，为时尚早。但是，学者们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钻研和讨论下去，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15]

1.2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出版后的传播情况

1989年，《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出版。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便成立了由有关人员参加的“评《东方专制主义》课题组”，1992年1月27日，课题组就“东方专制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演变、使用等问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16]。

1994年5月16-20日，“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北大、南开、复旦等院校以及中国社科院等科研单位及相关出版单位共计27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学界对此展开热烈讨论，但对本书的基本定位与批判方向是明确的，这点在《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研讨会述要》中体现颇多。

正文第一部分是对《东方专制主义》总的看法，通过对该书的写作时代背景进行考察、探讨，明确了这部书整体上的政治性质；
其后充分认识到魏特夫早年的共产主义经历、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作为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深厚“技艺”，“因此，对于这样一部书，我们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特别是涉及一些学术问题，更应以科学的态度、冷静的眼光，审慎、客观地加以评论”[17]。正文末还就批判方向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一是辨析清楚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联系与不同；
其二是加强正面研究，聚焦历史主要问题，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给出回答；
其三是着力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多线条研究；
其四提出学术讨论应当营造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讨论环境。

上述认识无疑包含许多科学、客观的见解，对20世纪90年代相关学术研究与传播切实地起到完善、推动的作用。比如部分学者深入探索古代希腊、埃及、印度的历史[18-20]，既丰富了世界史学科的国别史研究，还从个案角度拓宽了批判路径；
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分别从中国史、水利史、历史地理学视野去看待和分析《东方专制主义》，做出不少成果，促进了各学科的发展与跨学科交流[21-23]。但是也存在着有些学者被类似前两条“共识”的想法束缚而拘泥于正面研究的情况，难以做到像马克垚、林甘泉、王敦书等人那样将史、论有机结合[24-26]，只能通过变化切入视角、填充内容来不断阐释有关理论，最终往往无法控制史、论之间的“度”。

正当许多问题研究方兴未艾，1997年《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出版后的传播过程因此被中断停止[9]。只是在激荡的时代局势与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想潮流运动终究给这场大讨论标下句号的同时，实际“吊诡”地展现出20世纪80至90年代末的批判反而带来更大范围的“自觉”批判式传播。

经过20世纪80—90年代末的“自觉”批判式传播，魏特夫史学思想在21世纪新的学术背景下迎来巨大变化——“治水社会”的回响与转向，并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深入剖析魏特夫史学思想的复杂性,“经世致用”语境下的魏特夫史学思想。

2.1 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水利史研究较之过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在水利社会史方面获得诸多富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其中不少成果是借助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视角或借助社会学研究路径探究取得的，甚至产生滥觞情况，还有很多成果更加偏向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并强调基层社会、民间信仰发挥的作用。总之，水利社会史就是“治水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回响与转向之一。

这一回响与转向起步于中法两国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项目，自1998年起的《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调查研究。该研究是由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山西、陕西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在方法论与研究资料方面，这些成果都处于领先地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动向”[27]。中华书局于2003年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

2004年8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召集了一次题为“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的小型学术会议，倡导“水利社会”概念，当即引起广泛、深入讨论。王铭铭在会后便很快发表了《“水利社会”的类型》[28]，谈及本次会议上提到的所谓“水利社会”：会上对于这个概念实际存在些许争议，但最终还是讨论出一个具有实质学术意义的观点——学者们不该忽略水资源的集体利用以及它对某些地区水利共同体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转向问题，他如此看待并呼吁：“这一转向使我们意识到，‘洪水时代’的神话和历史，无非是多种与水构成关系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并非中国历史的所有一切。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水利社会’类型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吾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28]这“一会一文”为学界看待魏特夫的“治水社会”提供了新的角度与解读，对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学术思维变换有重大影响，颇具开创意义。

次年，行龙的《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问世[2]。他接过王铭铭抛出的话题，从魏特夫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当今时代现实和中国水利史研究成果的支撑等三方面论述了该转向的学术可行性。它的重大学术影响正如张爱华所评价：“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意味着搁置10多年前那场学术与政治胶结在一起的关于治水社会的大批判，突破传统水利史研究中以水利工程技术史为主的格局和综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宏大叙事。”[29]简而言之，这两篇具有深刻内在联系与学术指向意义的文章基本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正式展开，并且也让笔者不禁想起一桩历史的巧合——在1994年同样发表于《读书》上的《大浪淘沙》[30]，文章围绕如何看待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深情地表达了作者向后辈学人的教诲以及对未来学界的期望：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敢于投身学术创新。

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正是因其具备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孜孜不倦的方法论追求和敢于打通跨学科交流沟壑的学术创新、合作精神，这里不再赘述水利社会史研究取得的众多学术成果以及更加深入的有关探讨。

2.2 深入剖析魏特夫史学思想的复杂性

除去水利社会史研究这支“主流”外，还有诸多另辟蹊径取得的“支流”。在这些“支流”中深入名为“魏特夫”的历史就是颇具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的回响与转向：通过分析魏特夫的早期学术生涯，探究其史学思想的复杂性。

例如《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早期思想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31]，该文揭示魏特夫如何从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变为“东方社会停滞论”支持者，并解释了他的思想转变同政治局势、世界学术思想流变之间的关联性，而这些都为他日后写作《东方专制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此外，魏特夫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经历亦是研究其史学思想流变的重要切入点。江珮就围绕魏特夫的学派生涯，分三个阶段探讨其学派时期的思想变化对“魏式”的东方社会理论形成所具有的关键影响，随即指出：“魏特夫作为格律恩堡的得意门生，其毕生研究始终与老师的史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保持一致。在霍克海默等将视野从史学转向哲学时，魏特夫并未对其添砖加瓦，反而是继续发挥研究所摒弃的路线，形成了‘魏式’的东方社会理论。”[32]因而该理论尽管存在不少瑕疵，影响力也不能同日后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但其分析东方古代社会的方法和角度依然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学界对于魏特夫法兰克福学派时期学术思想的流变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并始终保持审慎态度辩证地看待与评价。

还有学者提及他与中国近代学术界的过往，“盲目接受西方某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而不考量本土文化因素，这种尝试鲜少具有永久的生命力”[33]。李孝迁以魏特夫与中国近代学界并不成功的互动过程说明外来理论学说经历本土化再接受的重要性。龙其鑫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提出：中华地学会对魏特夫史学思想的引介，不仅对中国现代地理学产生较大影响，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事件[34]。可见尝试毕竟总好过固步自封，即便只是惊鸿亦足以留下不断扩散开来产生影响的“涟漪”，并创造出些许意义。

综合本部分内容可见魏特夫史学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是一位既拥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却又误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在深入剖析这种复杂性时往往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这就需要将思考逻辑上的点连接成线，编织为面，深刻地了解、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与理解魏特夫史学思想，最终达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推动有关研究迈向新境地。

2.3 “经世致用”语境下的魏特夫史学思想

经世致用是学术研究主要目的，而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可以在该语境下提供参考以指导具体实践，其中一些独特的思考方法还能为水利开发及利用带来新视野。

首先，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王建革曾坦言受到日本相关研究成果启发，将河北平原(1368—1949年)作为研究个案，通过分析探讨水利类型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比，为区域性水利开发治理提供学术参考[35]。钞晓鸿则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对日本学者的水利共同体理论开展反思性研究，“本研究认为，土地买卖对这一分离或许有一定的促成作用，但地权的分散未尝不会出现这种分离，水利共同体的解体也未必统一于明末清初时期。水利组织包括水利共同体的变化，其背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机制问题”[36]。同时，钞晓鸿审慎地提出该项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不单纯为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还会牵涉到“乡绅统治”以及“乡绅土地所有制”等重大问题，从而有可能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分析提供新的切入点。但是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大多又启发自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及其相关理论，由此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魏特夫史学思想的独特生命力，意味着若想从根本上阐释及应用这些理论还需要深入了解魏特夫史学思想等有关理论来源。

其次，秦晖曾围绕“治水”问题发表过一组文章，强调魏特夫“治水社会”的警示作用[37]。杨涛则以更为具体的华北席村个案为例，力图阐明跨村河流协商治理背后的共治式协商，并爬梳整理出传统时期不同水利治理模式间的多维度对比，为类似“河长制”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学术支持[38]。

最终，在“经世致用”语境下，可以看到魏特夫史学思想中的复杂性有所消解。恰如意大利人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9]，后又被柯林武德发展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0]。回望21世纪以来“治水社会”的回响与转向，始终同心同向呼应着时代发展需要。无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还是深入探索魏特夫史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经世致用”语境下的魏特夫史学思想，这三方面内容实际都体现出中国学界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历史话语及理论体系所做出的卓越尝试与不懈努力，既已取得显著学术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瓶颈。比如，水利社会史理论囿于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本土化进程还有很大的突破潜力；
再如，研究选题同社会现实结合的程度仍有发展空间，水利社会史的资料整理与科研队伍建设还需要持之以恒地扎实推进。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一个搜集、整理和利用史料，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41]。应将该过程同水利社会史研究本土化进程结合起来，同时不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争取早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社会史学说。

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之路虽然充满曲折，但辛苦耕耘的学人们用一个个成果让其弥漫着花草芳香，使它拥有了美好的发展图景。由此可见，只要始终保持对魏特夫史学思想的清醒头脑，吸取经验和教训， 魏特夫史学思想未来还将在学术界继续传播，不断产生回响。其余所能做的唯有竭力客观地立足于观察与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多做反思性研究,尽力追求超越“我者”与“他者”，摆脱先入为主的“中心视野”，才能尽量向着历史事实不断地靠近，以期获得历史所能给出的比较公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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